提 要：以中書省卷軸為代表的王室檔案是中古英格蘭史學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史料。在中書省卷軸中，重要的有“公函卷軸”、“密函卷軸”、“罰金卷軸”、“令狀卷軸”、“特許狀卷軸”，其內容包羅萬象，記錄了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等社會的各個層面，囊括了國王、教俗貴族、中小騎士、普通教士等幾乎整個社會階層，對于我們了解當時英格蘭的社會狀況具有極其重要的史料價值。

關鍵詞：英格蘭王室檔案十三世紀中書省卷軸；史料價值

自1066年諾曼征服以后，英格蘭建立起較為強大的封建王權，但是制度和政府機構的建構還十分粗陋。不過，隨著王室檔案的建立和完善，英格蘭逐漸由“巡游王權”向“行政王權”過渡，王室檔案也成為中古英格蘭史研究的必備史料。哈迪（Thomas Duffus Hardy）就指出，對于研究中古英格蘭史的歷史學者、傳記家、政治家、經濟學家而言，“密函卷軸”（Close Rolls）是不可缺少的史料。梅特蘭（F. W. Maitland）則著重強調了“特許狀卷軸”（Charter Rolls）上的署證人名單對于研究13至14世紀英格蘭政治史的重要性。卡朋特（David Carpenter）則指出，“罰金卷軸”（Fine Rolls）為研究亨利三世（1216?1272年在位）時期英格蘭的政治、社會、行政提供了關鍵性史料。而隨著年來中國的中古英格蘭史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王室檔案也逐漸引起了國內學者越來越多的關注。但是對中古英格蘭王室檔案的認識和利用情況，國內史學界尚缺乏系統的梳理和分析。基于中書省卷軸是中古英格蘭王室檔案的重要構成這一事實，本文將以13世紀的中書省卷軸為例，對其產生、發展及其重要的史料價值作一扼要的解讀與分析。

一、王室檔案機構的建立和中書省卷軸的編纂

在中古前期，英格蘭國王的旨意大都通過中書省（Chancery）以信件的形式發出。中書省是中古時期英格蘭最重要的王室檔案機構，遵照王意草擬和頒發包括令狀（writs）、特許狀（charters）、專利許可證（letters patent）等在內王室文書，并對其復本妥善保存。它由征服者威廉引入英格?，其首腦為中書令（Chancellor），負責掌管頒發文書所需的國璽（great seal）。但是，亨利一世之前的中書省還很難稱之為一個機構。此時王制疏簡，政務寥寥，中書令更是位微言輕，私家臣仆的痕跡非常明顯。因此，此時卷軸的編纂無從談起。中書省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

12世紀，王室文書數量的急劇增加標志著中書省進入了第一個發展階段。亨利一世（1100?1135年在位）和亨利二世（1154?1189年在位）時期，伴隨著王國政務的增多，編纂工作日益繁重。就現存王室文書的數量看，“威廉一世在位的21年中約為300份，威廉二世的13年中約為200份，而在亨利一世的35年中則激增至約1500份”。亨利二世時期，伴隨著中央王權的恢復和王廷機構的健全和完善，“在位的34年中竟多達6000余份”。伴隨著編纂工作的繁重，中書省也迎來了跨越式的發展，“中書令及其一批固定的吏屬所組建的中書省日漸成型，并開始向國家機構嬗變”。重要標志有二：其一，開始擁有一批固定職責的官員，除中書令外，“副中書令（中書省副長官）負責掌管國璽， 并代表中書令出席財政署之工作會議，文書室主管（master of writing office）率領若干名文書，負責各項公文繕寫工作”；其二，“擬頒的文書也逐漸程式化，并采取了嚴格的保密措施”。毫無疑問，王室文書數量的激增極大促進了中書省編撰職能的完善，成為中書省發展的重要原因。

約翰王時期（1199?1216年在位），隨著檔案制度的建立，中書省迎來了第二個發展階段。休伯特（Hubert Walter）擔任中書令期間（1199?1205年），為了方便國王查詢或核實曾頒布的王令，要求中書省官員將頒發的王室文書抄在羊皮紙上，每年一卷，妥當保存。此時檔案被賦予的連續性和全面性是以往的王室檔案所不具備的，標志著中書省有關王室檔案編纂職能的完善。于是，從約翰王開始，中書省除了把國王的意愿轉化為文字發出外，“還得每封信抄到羊皮卷軸上存底；各類信件記錄在各自的卷軸”。卷軸是一張張羊皮紙首尾相連縫合而成，由于羊皮紙易于保存得特點，約翰王之后的幾乎每位英王都留下了大量的卷軸。

在這諸多的卷軸中，13世紀的中書省卷軸因其內容的豐富性及該階段歷史的重要性而有著較為突出的史學價值。第一，數量眾多，內容豐富，這尤其體現在加蓋王印時所消耗蠟的數量上。有學者曾對1226年到1271年間公文加蓋王印時消耗蠟的數目進行統計，發現從1226到1230年，中書省每星期消耗3.63磅蠟；從1242年到1245年，數目突然增長了兩倍，達到7.58磅；從1255年到1260年時，數目進一步增加到13.07磅；從1265到1271年，數目最終增加到每星期31.9磅。雖然所消耗蠟的數目并不能折換為具體的卷軸數量，但可以肯定的是，蠟重量的增加意味著卷軸的總量也在相應增加。第二，因中書省機構的變革，13世紀之后的中書省卷軸在內容上大為減少。從13世紀末開始，因為中書省的職能逐漸繁重，以至于不得不與國王分離，遷出王廷，并開始長期駐扎在威斯敏斯特。于是，國王開始啟用錦衣庫（wardrobe）這一新的機構來頒布令狀，并用自己隨身攜帶的王璽（privy seal）代替了中書省所保管的國璽。因此，中書省簽署令狀的職能大大受到限制，逐漸演變為在錦衣庫的命令下簽發豁免債務、委派任命和提供庇護有關令狀的機構，其所收錄內容也僅限于此。因而，13世紀之后的中書省卷軸之史學價值也呈下降趨勢。第三，13世紀是英格蘭王廷機構健全和完善的重要階段，除了中書省、財政署（exchequer）、御前會議（curia regis）等原有機構經過規模化、職業化的不斷發展而演變為王廷的基石之外，一些新的王廷機構也隨著新形勢的需要不斷產生。在某種程度上，王廷的健全和完善意味著國王權力的擴張，這就對貴族產生了一定的威脅，進而導致國王與貴族之間的沖突頻發。因此，該階段經歷了包括約翰王末年的貴族叛亂和1258年貴族改革運動兩次全國規模的沖突，還經歷了數不清的規模相對較小的沖突。因為該時期的重要性，有不少史家傾心于13世紀英格蘭歷史的探討，致力于從中書省卷軸中去發掘重要的資料來源，13世紀的英格蘭史也成為研究中古英格蘭的歷史學家比較受關注的領域。

二、中書省卷軸的類型

作為中古英格蘭最重要的檔案資料，在中書省卷軸中，重要的有“公函卷軸”（Patent Rolls）、“密函卷軸”、“罰金卷軸”、“令狀卷軸”（Liberate Rolls）和“特許狀卷軸”，其內容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法律、外交、軍事等社會的各個層面。

“公函卷軸”是國王或首席大臣向個人或團體授予公職、專賣權、頭銜等而頒布的一種法律文書，其名稱源于它的公開性，即直接在“公函卷軸”底部加蓋國璽印章，不必折疊后再加印，如此，任何人都可以直接瀏覽。據哈迪考證，“公函卷軸”誕生于1201年，這也是留存于世的最早“公函卷軸”。

“公函卷軸”發展的詳細脈絡雖難以考證，但可以肯定的是，自1216年起，已經形成較為完善的形態。其重要標志是，已經收錄了種類繁多的公函令狀（Letters Patent）。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安全令狀（Safe Conduct）、信任令狀（Credence）、保護令狀（Protection）、赦免令狀（Pardon）、恩惠令狀（Grace）、債務清償令狀（Acquittance）、豁免令狀（Remission）、特權令狀（Favor）、休戰令狀（Armistice）、圣職推薦令狀（Presentation）、委托令狀（Commisimus）、共同授予令狀（Concessimus）、詢問令狀（Rogamus）、同意令狀（Volumus）、批準令狀（De rato）、通關令狀（Depassu）、專心令狀（De intendendo）、截止日期令狀（Quamdiu）、許可令狀（Licence）、召集令狀（Summons）、擔保令狀（Warranty）、禁止令狀（Prohibition）等。

公函令狀的種類繁多意味著“公函卷軸”在內容上極為豐富，而這正是“公函卷軸”的重要特性。可以說，它幾乎囊括了英格蘭的整個社會階層，涉及到王國的方方面面。尤其重要的是，它保存了大量有關王國政治、經濟的記錄，比如爵位的授予、主教及其他教會職位的選舉、土地的授予、官員的任命、特許權的授予、監護人的任命、世俗財產的歸還、向教會的捐贈等，為了解當時英格蘭的國內概況提供了珍貴資料。不僅如此，公函還保存了大量有關外交事宜的記載，諸如代表團的任命和委派、和約及停戰協定的簽訂、安全通行征的簽發等，因此成為研究中古時期英格蘭對外關系的重要史料。有不少學者就對其豐富的特性作過評述，如哈迪曾道，“同英格蘭歷史和政府相關的任何事件都能在公函里得到解釋和說明”。

“公函卷軸”很早便引起了史家的重視。1801年，庫珀（Rev. Mr. Cooper）曾對約翰王和亨利三世時期“公函卷軸”總量的不到十分之一進行摘譯。其后，哈迪也對“公函卷軸”作了整理，但僅限于約翰王時期。20世紀初，經國家檔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的贊助，萊特爵士（Sir H. C. Maxwell Lyte）等人主持，將1216到1572年間的公函陸續出版。經統計，共出版公函70卷。在這70卷中，有關亨利三世時期的共6卷。前兩卷為拉丁文譯本，主要收錄了1216至1232年間亨利三世所頒發的相關令狀。后4卷為英文譯本，主要收錄了1232至1272年間亨利三世所頒發的相關令狀。愛德華一世時期（1272?1307年在位）的共4卷，都為英文譯本。

“密函卷軸”也是對特許狀的收錄，其名稱源于它的私密性與私人性，即這些令狀都會以折疊的形式密封起來，并在封口處加蓋國璽以示機密，并頒發給個人。國王與大臣之間保密性質的行政命令多以“密函卷軸”的形式發出，并被記錄其中。而且，直到1541至1542年，議會貴族所收到的議會召集令也會被囊括。

大多數學者認為，現存最早的“密函卷軸”出現于1204年。毫無疑問，約翰王時期的“密函卷軸”仍處于幼年時期，但到亨利三世時，“密函卷軸”已經逐漸成熟和完善，其重要原因在于國王開始采用中書省所掌控的國璽發布令狀，相關的密函令狀會由中書省備份并保存在“密函卷軸”里，內容故而能夠得到極大充實。成熟后的“密函卷軸”和“公函卷軸”相比表現出如下特點：其一，具有私密性，其內容雖不一定是機密，但是中書省仍會將“密函卷軸”封起，只供收信人開啟和閱讀；其二，在頒發對象上，“密函卷軸”多是針對個人，而非團體；其三，在印章上，“密函卷軸”的國璽印章位于封口，并非位于令狀的底端。

與“公函卷軸”一樣，“密函卷軸”的內容也相當豐富，載有大量有關英格蘭行政、司法、立法、外交、財政、商業、?事等方面的史實。而且，這種內容上的豐富性也備受史家的認可。有史家曾就此做過總結，對歷史學者而言，通過仔細的研和閱讀，能夠發現豐富詳實的史料并從中找到該時期行政、立法、司法等方面發生變革的客觀原因；對傳記家而言，他們不僅可以從中發現該時期某些利于或阻礙社會進步之大貴族的公眾行為（public actions），也可以看到他們的私人情感、個人和家庭的性、禮儀、特有的生活方式；對政治家和政治經濟學家而言，他們則會得到有關當時政府形式的重要信息，諸如約翰王和亨利三世所頒布的一些法令是否得到了御前會議或大會議的同意（Common or the Privy Council）。

“密函卷軸”也很早就得到了史家的重視。1833至1834年，法律文獻委員會將1204至1227年間的密函以兩卷本的形式先后出版。1902至1938年，在國家檔案局的主持下，由史蒂文森（W. H. Stevenson）擔任主編，先后將1227至1272年間的“密函卷軸”以14卷本的形式先后出版。而1272至1509年間的“密函卷軸”尚未有全文版本，只是由國家檔案局以日歷表（calendar form）的形式于1900至1963間先后出版，總計47卷，其中1272至1307年間的共有5卷。

在所有中書省卷軸中，“罰金卷軸”出現最早，至少可以追溯至12世紀70年代。其中， “fine”是貴族或民為獲得國王的許可、赦免或其他恩惠而向其支付的罰金，其中最重要最多數的則是那些為獲得“蓋有國璽而簽發的與王室有直接財政利益關系的特許狀”所繳付的費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罰金僅僅是受罰者向國王承諾支付的數目，并不是實際支付的數目，國王有可能通過恩賜的方式免除部分金額；而且繳納者往往不會一次性償還，而是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此外，罰金一般交給位于威斯敏斯特的財政署，而不是直接交給國王。

13世紀初期及以前的“罰金卷軸”并不成熟，保存也不完整。以約翰王時期的“罰金卷軸”為例，卷軸名稱并不固定，在約翰王時幸存下來的6個卷軸中使用的名稱就有“oblatarecepta”、“rotulusfiniumreceptorum”和“rotulusfinium”3種，約翰王在位18年，僅有6卷保存下來。卷軸所載內容頁較少，涉及人物僅限于國王寵臣，所載事宜也僅限于罰款。因此，1199-1200年間的卷軸寬度僅有19.5-22.5厘米。這意味著其史料價值的有限，不能為后人全面了解當時的社會狀況提供更多的史料。亨利三世時期，“罰金卷軸”逐步發展成熟，主要表現在卷軸的名稱統一采用“rotulusfinium”，保存也較為完整，遺留下來的卷軸多達56卷，卷軸的均寬度達到35厘米。

卷軸數量及均寬度的增加意味著其內容的增加，亨利三世時期的“罰金卷軸”開始囊括了伯爵、男爵、騎士、農民、猶太人、教士、市民等各個社會階層。其所載事宜則既涉及郡守、城堡治安官、地產監護人等官職的任命，也涉及封臣婚姻權、財產繼承、寡婦再嫁、未成年繼承人監護權等封臣權利的獲取，還包括了貴族因違法和取得各種許可而要繳納的費用，以及因特殊權益而進行的額外支付。因此，“罰金卷軸”成為研究亨利三世時期國王庇護權、國王和封臣關系、貴族的家族史和家庭結構等問題所必不可少的史料。

20世紀初，女王文書局（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HMSO）將1272到1485年間的“罰金卷軸”陸續出版，總計22卷。但是，1272年之前的“罰金卷軸”并未得到應有重視。長期以來，所能利用的只有兩個版本，即哈迪版本和羅伯特版本。1835年，哈迪把約翰王時期的“罰金卷軸”以拉丁語的形式全文出版（Rotuli de Oblatibus et Finibus）；同年，羅伯特（Charles Roberts）摘選了1216至1217年間“罰金卷軸”，也以拉丁語的形式出版，共兩卷（Excerpta è rotulisfinium in turriLondinensiasservatis， Henrico Tertiorege， A.D. 1216-1272）。由前文可知，亨利三世時期的“罰金卷軸”擁有更高的史學價值，但羅伯特的版本涵蓋嚴重不全，他只是摘選了與宗譜（genealogical interest）相關的史料，利用率只有10?15%。20世紀中期，這種局面開始轉變。1947年11月27日，國家檔案局出版咨詢委員會（Public Record Office Consultative Committee on Publications）第一次大會召開，會上決定將亨利三世時期的“罰金卷軸”出版。2005年，在藝術與人文研究委員會（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的贊助下，這項工程正式啟動，并于2011年竣工。該工程由路易絲?威爾金森（Louise Wilkinson）主持，大衛?卡朋特、大衛?克魯克（David Crook）、路易絲?威爾金森、哈羅德?肖特（Harold Short）等人負責，參與的主要單位有倫敦國王學院歷史系（History Department of Kings College London）、倫敦國王學院人文計算中心（KCLs Centre for Computing in the Humanities， CCH）、坎特伯里基督大?歷史系（History Department of Canterbury Christ Church University， CCCU）、英國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這項工程意義重大，有學者將其視為“學術界的永恒豐碑”。

“令狀卷軸”主要是有關王室財政開支的記載，上至外交、戰爭，下至王室的衣食住行，事無巨細，是了解當時王室財政狀況所必不可少的史料。

“令狀卷軸”的名稱源于其最初所收錄的原始令狀（Original Writs），所謂原始令狀就是加蓋國璽印后由衡法院（Court of Chancery）頒發給財政署司庫的一種令狀。司庫在接收上述令狀后從財政署支取規定數額的金錢，用以向個人支付因免除債務、頒發撫恤金、賞賜禮物而產生的款項。這些原始令狀的問候語后面通常有一個強化語氣詞“LIBERATE”，“令狀卷軸”的稱謂即由此而來。

“令狀卷軸”出現于1200年，但是當年的“令狀卷軸”并未能保存下來。因此，1201到1202年的卷軸為現存最早的“令狀卷軸”。此時的“令狀卷軸”仍處于發展的初期，有史家甚至把其視為“密函卷軸”的雛形。這種早期“令狀卷軸”共3卷，即“約翰王繼位的第二年、第三年和第五年”。但是，這種早期的“令狀卷軸”也沒有存在太久，“自約翰王繼位的第六年到亨利三世繼位的第九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令狀卷軸，此間相關的令狀（the Writs of description）都被收錄在‘密函卷軸的某些令狀中（the other Writs）”。所幸，這種局面并沒有持續太久。1226年，隨著“密函卷軸”中有關王室支出的令狀逐漸增多，這些令狀終于從“密函卷軸”中剝離出來，被記錄在單獨的卷軸上，成為后人所熟知的“令狀卷軸”。因此，亦有史家把1226年視為“令狀卷軸”的真正誕生之年。

在“令狀卷軸”所收錄的令狀中，授權令狀（Writ of liberate）占有相當部分比例，并可以歸為三類：其一，財政署授命一次性的向某人支付一筆款項；其二，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向某人支付一筆款項，如此避免了到期付款時再次頒布命令的麻煩；其三，和第一種情形相似，即要求財政署一次性支付，但卻是基于公函令狀上所作的支付方案。值得注意的是，除授權令狀外，“令狀卷軸”還收錄了其余3種令狀：分配令狀（writs of allocate），即國王下令向相關王室財務官員頒發津貼的令狀，用以補償其在工作中的開銷；分派令狀（allocate），即下令核查上述報告中賬目的令狀；計算令狀（‘computabitur or ‘Contrabreve），即下令對因國王事宜而遭受經濟損失的官員進行補償的令狀。

值得注意的是，13世紀之后，“令狀卷軸”的史學價值大大降低。這是因為，從愛德華一世開始，王室司庫（Keeper of the Wardrobe）代替財政署而成為接受稅收等財政收入的重要機構，也就成為國王進行財政支取的主要機構。相對于財政署而言，王室司庫直接聽命于國王，財政開支也就無需衡法院的監督。因此，相關的財政收支記錄也就不用記載。此外，那些仍需要在財政署領取的財政開支，其授權令狀所加蓋印章則由象征公權的國璽變為了象征私權的玉璽（Privy Seal）。其收錄者由“令狀卷軸”變為“密函卷軸”。

1844年，英國法律文獻委員會將約翰王時期的3冊“令狀卷軸”輯為1卷出版，主編為哈迪爵士。1916至1964年，英國皇家文書局將亨利三世時期的“令狀卷軸”陸續整理并出版，總計6卷。與其他卷軸相比，對“令狀卷軸”的整理稍顯困難。因為，“令狀卷軸”中含有諸多含義非常隱晦的詞語，如何闡釋這些詞語是整理者所面臨的一大難題。最后，整理者將每卷中的“罕見詞以及帶有罕見意思的詞語”附屬在該卷的書尾，每卷均大概3至4頁。但利特爾（A. G. Little）指出，附屬目錄只是整理者所整理的一小部分，其余大部分在原文中就直接進行了解答。

也許是因為13世紀以后“令狀卷軸”的史學價值大不如以前，迄今為止，愛德華一世及其之后的“令狀卷軸”尚未出版。

“特許狀卷軸”是中書省對自己所簽發王室特許狀（Royal Charter）的收錄，其內容主要是國王有關土地權、市場許可權、豁免權、免稅權、建立自治市和自治鎮等權力的贈予，在本質上可以視為記錄國王授予封臣經濟權益的一種法律文書，其接受對象除了教俗貴族等自然人外，還包括自治市、自治鎮等社會人。它誕生于1199年，時任中書令的休伯特將約翰王所頒發特許狀登記在冊，每年一卷。此時的“特許狀卷軸”仍處于發展幼期，待約翰王去世后，一度消失長達10年之久。但是，自1226年開始，每年一卷，成為定律。據統計，從約翰王繼位第一年，一直到亨利八世繼位第八年，共計200卷。

在內容與頒發方式上，“特許狀卷軸”同公函、密函卷軸有著很大的區別。一般情況下，“特許狀卷軸”主要收錄有關土地、特權、爵位、官職等方面的王室特許狀，并不收錄有關行政性質的令狀，而公函、密函卷軸恰恰與此相反。而且，公函、密函卷軸所收錄王室令狀一般由國王直接遞與接收者，而王室特許狀則要經中書令或其代理人轉交給接收者。此外，王室特許狀還有自身特有的書寫格式，在開頭會有向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長、伯爵等貴族的致敬語，并在結尾收錄署證該令狀的貴族名單。值得指出的是，結尾處的署證人名單是“特許狀卷軸”最重要的書寫特點，并往往因其具有較高的史學價值而備受學界重視。

除王室特許狀之外，“特許狀卷軸”還收錄了大量私人特許狀（private charters）。這些私人特許狀是封臣之間轉讓土地的協議，尤以國王的總封臣（Tenant in chief）為主，他們將事關土地交易的特許狀提交給國王，以得到他的批準和確認，進而被收錄在卷軸中。之所以將特許狀提交給國王，除了封地的轉讓需要獲得封君的同意之外，還在于，它鞏固了受讓人（grantee）的所有權，即預防了確認方未來對產權轉讓協議的存在和效用產生質疑的可能性，又使得轉讓人（grantor）在反悔后推翻協議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國王充當“批準和確認”者的角色能夠給拒絕履行交易協議的一方施予強有力的壓力。同王室特許狀一樣，這些私人特許狀也在結尾處記載了署證人的名單。這些名單也會包含一些重要的王室官員，如中書令、王室總管（Kings Steward）等。和國王充當“批準和確認”者的角色一樣，這些官員增加了協議的效用，“阻止了有威脅的訴訟發生，或者使其變得無可必要；即使對方發起訴訟，強大的署證人名單也許能夠迫使否決特許狀效用的一方妥協”。

與其他卷軸一樣，“特許狀卷?”很早就得到了學界重視。1837年，法律文獻委員會（Record Commission）將約翰王時期的“特許狀卷軸”以拉丁手抄本的形式出版；1885年，邁克（M. Francisque Michel）將亨利三世停留在大陸期間的“特許狀卷軸”出版；貝蒙特（M. Charles Bemont）則在1890年和1896年又陸續出版兩卷亨利三世時期的“特許狀卷軸”。但是，總體來看，到貝蒙特階段，對于“特許狀卷軸”的整理零散而不系統，絕大部分仍未出版，也就不能得到有效利用。這一局面直到20世紀初期才得以改變，在政府的支持下，女王文書局將13至16世紀的“特許狀卷軸”陸續出版，其中，1226到1300年間共有兩卷，以1257年為界。但是，他們略去了特許狀中的署證人名單，這使得其史學價值大大損減。后來，莫里斯（Marc Morris）將亨利三世時期的署證人名單重新整理，并于2001年出版。

三、中書省卷軸的史料價值

在中世紀英格蘭史學領域內，中書省卷軸尤其是13世紀的中書省卷軸，所載內容包羅萬象，有著重要的史料價值。在遺存于世的諸多史料中，可以與之相比的就是編年史。比如，13世紀的教士馬蒂?巴黎（Matthew Paris）所著的《大編年史》（ChronicaMajora）尤其因內容的豐富性而受史家的贊揚。有人稱其為是“現存唯一的，或者說最為詳細的，時人所撰寫的史書”。但是，因私人修史的局限性，編年史的客觀性和真實性難免有失偏頗，備受認可的《大編年史》也是如此。這種特性使得編年史對歷史的闡釋充滿著臆斷的主觀色彩，也就給后人留下一些困惑和不解，這就需要借助對中書省卷軸的解讀，以盡可能真實的呈現政治、經濟、社會等英格蘭社會的各面貌。在所有中書省卷軸中，“公函卷軸”、“密函卷軸”因包含大量有關行政性質的令狀，尤其成為政治史研究中所必不可缺的史料。

在中書省卷軸中，“公函卷軸”的內容最為豐富。有學者就曾評論，“英格蘭的每一塊地區、每一位顯要人物都曾在特定時間段公函里出現過，這種說法并不荒謬”。通過“公函卷軸”的解讀，能夠深入了解政治危機的關鍵階段中某些重要貴族的態度和立場，并進一步探究其背后的利益糾結，真正把政治作為人的活動來研究，而不僅僅從制度史、憲政史等層面上進行論述。例如，在1258年貴族改革運動中，理查?德?克萊爾（Richard de Clare）與王儲愛德華關系破裂的原因一直是史家饒有興趣問題。不少編年史家都曾對此作過相關記載，懷科斯（Thomas Wykes）記載了愛德華對于深入改革的決心，當聽到部分中小貴族抱怨某些大貴族因私利而不愿作進一步的改革時，立即向公眾表明了他的改革決心，雖然“在牛津所發誓言并非心甘情愿。但是，他并未因此而準備放棄誓言。如誓言所述，他愿意為英格蘭社會和國家的利益而犧牲。他又再三告誡那些曾宣誓效忠的貴族們一定要切實履行所發誓言。否則，他本人將和全英格蘭人共同用生命去捍衛它”。而巴黎則記載了克萊爾對改革的遲疑，“對于格洛斯特伯爵的動搖，蒙福爾憤怒地說：‘我不屑于和如此變幻無常、虛偽的人合作。我們曾共同發誓履行改革計劃，格洛斯特伯爵，你的地位在我們所有人之上，就更有義務來履行這些改革條令”。據此，不少史家深受其影響，把改革理念的分歧視為愛德華與克萊爾決裂的重要原因。

那么，如何解讀愛德華與克萊爾的決裂動機呢？有學者曾從愛德華擺脫亨利三世控制的視角來分析愛德華參與改革的動機，即在改革之前，亨利三世雖然對愛德華進行了大規模的領地賜封，但對其在領地內的統治權一直橫加干涉，因此，愛德華借改革之際來擺脫亨利三世的控制。以此推論，愛德華與克萊爾決裂，并轉而結盟蒙福爾，是否也是為了擺脫克萊爾的控制呢？這一推論的成立必須有兩個前提，即克萊爾在政治上的領導地位和克萊爾干涉愛德華領主權的史實。克萊爾的領導地位可以得到諸多史實論證。改革前期，在王權被架空、蒙福爾長期居于法國的情形下，克萊爾正是憑借雄厚的政治、經濟、家族、社會根基，控制了國內局勢，成為當仁不讓的領導者。克萊爾集團干涉愛德華領主權的史實能從公函中找到充分的證據。領導者的角色意味著貴族議會所簽署的任何令狀都應得到克萊爾及其集團的授權或默許。1258年7月5日，巴蘭蒂諾（Drew de Barentino）奉命“守衛格內爾（Gernere）、格雷西（Geresey）和他所控制的國王其他島嶼，禁止愛德華或他的任何代理人在城堡內設置任何警衛，或在島嶼上配置軍需品”。這可以視為克萊爾與愛德華發生利益沖突的直接證據，而在加斯科尼問題上，克萊爾更是對愛德華的領主權發起了直接挑戰。1259年3月11日，在加斯科尼的一份遺產糾紛案上，克萊爾所控制的議會直接否定了愛德華已經簽署的令狀，“伯特蘭迪（P. Bertrandi）的繼承人獲得了愛德華所簽署的任何人不應損害其繼承權的特許狀。而且，伯特蘭迪的繼承人也憑借世襲繼承權合法擁有上述城堡及爵位。但是，因為上述繼承人不能支付修筑布蘭卡福德城堡（Blancaford）的費用，以及贖回該爵位的費用，所以他們并不能贖回他們的應有權力。因此，國王下令撤銷上訴特許狀并宣布它的無效性”。鑒于愛德華對加斯科尼主權的重視，克萊爾的干涉勢必激起他的憤怒，進而導致了他與克萊爾的決裂。所以，正是基于“公函卷軸”所載相關檔案的解讀，才可得知愛德華轉換政治立場的背后是私家權欲的較量，而非改革理念的分歧，由此解決了這一令史學界困惑的問題。

“密函卷軸”最重要的特性在于它的私密性，即它收錄了大量國王與某些貴族或朝臣的私下來往的信件，而這些私人信件往往與政治危機中關鍵階段的轉折息息相關。因此，通過“密函卷軸”的解讀尤其可以更深入的發掘轉折過程中一些令后人困惑的細節，進而展現歷史的豐富和生動。例如，通過對1259年11月14日到1260年4月23日的“密函卷軸”所收錄信件的解讀，可以詳細了解在改革的這一關鍵階段中，亨利三世的政治策略靈活多變背后的具體歷史細節。1259年11月14日，為擺脫國內貴族的控制，亨利借英法和約問題帶領部分保王派貴族前往法國。1260年1月中旬，英法和談相關事宜已經基本處理完畢。但是，為了阻止國內貴族深入改革，并征召用以鎮壓國內改革的境外雇傭軍，亨利在短時期內仍無回國計劃。在1月16日到3月2日的給予國內貴族的私人信件中，亨利的這種態度顯露無疑。在其中，亨利詳述了各種暫時不能回國的理由。而且，從3月2日的信件中要求國內貴族照顧好國王用馬、運輸葡萄酒到法國英王住所、命令御用裁縫前往法國住所為其縫制復活節新衣的內容上，更可以看出亨利做好了較長一段時間內停駐法國的準備。但是，1260年3月6日，亨利突然作出回國的決定。亨利的回國成為1258年貴族改革運動第一階段（1258?1263年）的重要轉折，通過和國內的保守派??理查?克萊爾的理應外和，亨利在短期內恢復了王權，迫使激進派??西蒙?德?蒙福爾逃亡國外，進而迎來了王權的階段性勝利。

對于亨利的突然回國，其他卷軸和編年史中未能給出合理的解釋，答案則需要在“密函卷軸”中尋找。在1260年4月10日亨利給予寵臣的信件中，提及了愛德華召集人馬并以召開國會為由試圖武裝占領倫敦這一緊急狀況。考慮到愛德華與蒙福爾結成同盟支持改革的情形，這就為亨利三世突然回國提供了些許線索。對于亨利三世而言，作為政治中心、商業中心和經濟中心的倫敦是一個不能失去的根據地，一旦失去倫敦，就意味著翻身的概率大為降低。因此，倫敦可能失守所面臨的不利局面是亨利此時不得不考慮的因素。此外，愛德華的立場也可能給亨利三世增添了幾多憂愁。亨利很可能由此擔心蒙福爾為首的改革派貴族可能加冕愛德華的危險局面。因此，在這兩種可能發生的不利局勢下，亨利臨時做出回國的決定，并在理查?克萊爾的幫助下，武裝占據倫敦，為王權的恢復奠定了基礎。

因此，通過“公函卷軸”、“密函卷軸”的解讀，尤其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政治危機的具體細節、關鍵人物的態度和立場，進而揭示權力較量背后的私家權欲、物質利益，這有利于進一步擺脫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憲政史和陶特（T. F. Tout）制度史的束縛，對政治史的解讀也就更加有血有肉，力圖將歷史還原為活生生的人的活動的歷史。

其實，政治危機背后的物欲糾紛還可以通過王室的財政記錄反映出來。在中古英格蘭，貴族的叛亂往往與王室財政息息相關，國王因無節制的揮霍和開支而對封臣所征收各種稅捐、國王和貴族個人之間的經濟糾紛常常能夠加速政治危機的發生，13世紀英格蘭大小政治危機的發生多與此有關。因此，通過對卷軸中王室財政記錄的解讀，更易于深入探析政治危機背后的經濟、財政因素，也就更有利于擺脫憲政史、制度史的束縛。在中書省卷軸中，“令狀卷軸”和“罰金卷軸”主要是有關王室財政收支的記載。其中，“令狀卷軸”記載了王室因戰爭、外交、衣食住行等方面所引起的財政開支，而“罰金卷軸”則記載了國王因封臣婚姻權、財產繼承、寡婦再嫁、未成年繼承人監護權等方面所取得封建收益。通過它們，可以了解當時的王室財政狀況，進而深化對政治危機的認識。例如，“令狀卷軸”中就記載了亨利三世因宗教虔誠而在施舍、修建威斯敏斯特修道院、購買法衣和蠟燭等方面有著巨大的財政支出。此外，因修建王宮而產生的財政支出也甚為可觀。毫無疑問，這些無節制的財政支出使已經陷入窘境的王室財政更加拮據，也就迫使亨利三世不斷向教俗封臣征收新的稅收，這無疑加劇了1258年貴族改革運動的爆發。再如，《大憲章》的誕生與約翰王對封臣肆無忌憚的經濟榨取密切相關，而“罰金卷軸”正為此提供了翔實的數據。有學者曾對“罰金卷軸”的相關記載進行了分析和統計，發現“約翰在位時，每年均征收的罰金約2萬英鎊。亨利三世時，最多時也未及約翰的一半（1230?1231年），而在1226至1234年，每年僅征收7000英鎊”。

王室財政記錄所反映出的國王和貴族個人之間的經濟糾紛能夠更有力的揭示政治危機背后的私家利欲沖突。例如，在分析1258年貴族改革運動的緣起時，不少史家就著重從運動西蒙?蒙福爾與亨利三世之間的經濟糾紛出發，而“令狀卷軸”中有關亨利三世財政開支的記錄恰恰為此提供了有力的證據。1244年5月28日，亨利授權蒙福爾夫婦生前每年“在財政署領取500馬克，直到國王為他們提供等價的土地”。一直到改革運動發生后，國王未能向其提供土地。因此，只能一直以年金的形式來替代。但是，亨利三世有沒有足額支付呢？據“令狀卷軸”記載，在1244至1253年間，亨利共向蒙福爾夫婦支付4次，總計750馬克。而實際支付金額應為4500馬克。毫無疑問，如此大的差額應是激起蒙福爾參與改革運動的重要原因。

不僅如此，通過王室財政記錄的解讀，還常常可以解決政治史研究中的重要學術分歧，進而能夠更深入對政治危機的認識。例如，長期以來，中小騎士在13世紀政治危機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經得到學界的認可，但是對于他們卷入改革和叛亂的原因，學界卻存在極大爭議。有學者指出，13世紀中期，騎士階層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不斷上升，以至于1258年改革運動的大貴族不得不尋求他們的支持。亦有學者指出，12世紀末以來，騎士階層正面臨著一場經濟危機，危機迫使他們參與改革，進而謀求自身境況的改善。亨利三世時期的“罰金卷軸”中對有關中小騎士購買“暫緩受封騎士令”（respite from knighthood）、“新侵占訴訟令”（assize of novel disseisin）的大量記載，對于考證13世紀英格蘭中小騎士的社會經濟狀況有重要的史學價值，也就有助于解決學界的這一分歧。具體而言，“暫緩受封騎士令”是中小貴族難以承擔受封騎士后所承擔費用而向國王申請的暫緩受封騎士的令狀，而“新侵占訴訟令”則是有關中小貴族的自由保有地產在遭受他人（尤其以大?族為主）侵占后而發起的訴訟令狀。“暫緩受封騎士令”的大量出現表明作為中小騎士階層正面臨著一場普遍的經濟危機，而在經濟狀況本不樂觀的情況下，他們還面臨著來自大貴族的土地侵占，這使得他們本不樂觀的經濟狀況更是雪上加霜。因此，在13世紀，中小騎士之所以積極的參與改革和叛亂很可能是一種被迫性的防御行為，以此謀求自身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的改善。

“特許狀卷軸”的史料價值也可以結合政治史的研究展開論述。13世紀的政治危機中，諸如康沃爾的理查（Richard of Cornwall）、理查?克萊爾等經濟實力雄厚的超級臣屬對運動的走向往往擁有決定性的影響，他們的崛起自然是學界所關注的焦點。由前可知，“特許狀卷軸”中的私人特許狀主要與土地交易相關，這一特點則有助于學界探析超級臣屬崛起過程中所進行的土地積累。有史家就據此考證了當時最為常見的一種土地流轉流程：首先，轉讓人將土地交與國王后，國王命令王室官員接收土地；最后，轉讓人發表正式的棄權聲明；最后，國王將土地交與被轉讓人。而且，這種轉讓方式盡管偶爾為一些次級封臣所用，但主要發生國王的總封臣之間。它的目的在于盡可能的增加土地積聚，減少土地遭瓜分或沒收的風險。因為伴隨著土地轉讓的完成，往往是土地性質由終身地產（a life estate）向非限嗣繼承地產（fee simple）的轉變，而非限嗣繼承地產則是當時英格蘭土地保有體系內最接完全所有權的一種，其領主不僅在世時可享有該土地上的經濟收益，而且可在去世前全權決定其繼承人，這無疑有助于貴族家族土地的積聚。這就在經濟層面上為大貴族的崛起起到重要作用，進而深刻影響了13世紀的英格蘭政治走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特許狀卷軸”中所收錄的王室特許狀在結尾處所列出的署證人名單對政治史研究的意義也不可估量。在王室特許狀上，署證人的職能是對國王的決策表示見證和支持。據13世紀法學家布萊克頓（Bracton）記載，在特許狀的擬定時，“必須召集所有的署證人，讓他們見證包括相應禮儀在內的整個過程”，如此，才能夠在急需時讓他們為上述令狀做見證，“如果擬定特許狀時，署證人不能到場，則特許狀擬定后，必須在他們面前誦讀，并得到他們的認可”。此外，布萊克頓還對署證人持有異議或意見不能達成一致的情況予以說明。由此可知，署證人正是協助國王治理國家的朝臣，他們的不可或缺性也就意味著他們是特定階段下國王所寵信的大臣。尤其是鑒于諾曼征服后，隨著以戰功來贏得王之恩惠的機會逐漸減少，而以參政來獲取這樣的機會逐漸增多，其中，最重要的參政方式無疑是“作為國王所頒發的有關文件的證人來署證，以表示同意和支持”。因此，“特許狀卷軸”也因為這一特性而凸顯其重要的史料價值。這是因為，通過署證名單的分析，一方面，可以了解哪些人可以有機會能夠日復一日、周復一周的陪伴國王，進而盡可能詳細的分析當時英格蘭是如何運行的；另一方面，名單的排列并不是隨機的，而是按照一定的規則，這有助于分析署證人之間社會地位的差異。具體到13世紀而言，意義尤其巨大。因為，該時期留下的“特許狀卷軸”數量甚是龐大，如僅愛德華一世時就頒發了大量的特許狀，其“所授予的特許狀或確認特許狀（confirmations of charters）達1600余條，其中，大部分都附有單獨的署證人名單”。而且，其所頒發的大部分特許狀都集中于13世紀末，如1280?81年、1284?85年和1289?90年。毫無疑問，這成為了解當時英格蘭政治境況的寶貴資料。梅特蘭曾在19世紀末所言，如果有學者將署證人名單整理出版，那么“研究13-14世紀英格蘭史的學者必然會一直將其放在身邊，手不釋卷”。

當然，中書省卷軸的史料價值并不局限于政治史的研究，它們實際上貫穿了英格蘭歷史的各個層面。有學者就通過對約翰王時期的“特許狀卷軸”中所收錄的有關自治市特權的令狀進行分析，詳細介紹了13世紀初英格蘭自治市所獲得的自治權。亦有學者通過“令狀卷軸”中有關王室采購布的記錄，概述了13世紀英格蘭紡織業的發展概況。因此，從中更可以看出其史料價值的豐富性和全面性，這自然成為探尋中古英格蘭史研究所必不可缺的史料。

通過上述初步探討，不難看出，作為傳達和留存王室命令的機構，中書省必定如實的記載其令狀內容，這使得以中書省卷軸為代表的王室檔案比教會編年史等其他史料具有較強的客觀性和真實性。而且，其內容也是包羅萬象，囊括了國王、貴族、民等幾乎整個社會階層，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社會各個層面，其重要性也因此得到學界的認可。而年來，隨著中西學術界交流的頻繁，以及檔案資料的數字化，國內學者比以往更容易接觸這些王室檔案，相關的學術成果也是接連不斷。盡管如此，本著歷史求真求實的精神和學術原則，對王室檔案進行選擇和運用的同時，我們也需要更加謹慎的對待。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這些陸續整理出版的檔案雖然仍舊屬于一手文獻的范疇，但是，由于它不具備原初性，學者必須加以認真細致的甄別。正如有人指出，這類文獻“固然為研究提供了快捷方式，但充斥編者主觀篩選與版面重組的研究陷阱”。因此，如果條件具備，我們史學研究的最佳選擇仍然要回歸原始手稿，進行閱讀和分析。同時，對于歷史的認知，也不應僅僅局限于王室檔案的解讀，還必須運用唯物史觀和借鑒西方有價值的學術成果，并結合當時的政治背景和歷史語境來進行詮釋，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夠發現歷史檔案中的“虛”與“實”，從而使我們的研究最大限度地接歷史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