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光宇

提 要：《宋史筌》是朝鮮王朝根據元官修《宋史》而進行改修，由正祖親撰和御定，眾多閣臣、儒生等參與編校而成的一部“宋史”。正祖君臣基于而又超?于《宋史》文本的“宋史”認識，促成了《宋史筌》的撰作。該書修撰歷時約20年，義例、內容多次調整，經若干版本，于1791年成書150卷。雖然《宋史筌》并未在朝鮮產生較大的影響，但作為唯一一部官修紀傳體“宋史”，其在文化史和史學史等方面的意義是十分顯著的。

關鍵詞：朝鮮王朝；《宋史》；《宋史筌》；正祖；華夷觀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8.02.013

朝鮮半島對中國文化的吸收，主要來自國王和儒林對中國典籍的購求和嗜讀。朝鮮王朝（1392?1910年，下文簡稱“朝鮮”）的“每一國王大抵都是中國書卷不離手，而于一般興亡成敗之跡都能了然于胸中”。1中國的史書，在其中有著重要地位，其編修的體例、筆法、史觀等，也對朝鮮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朝鮮官私還曾一度大量編修中國史書，尤其以宋、明史書為主。2這一現象，已得到了中韓學者的關注。如???（何泰勇）認為，18世紀中葉，朝鮮以“胡虜無百年之運”為名分的“中華恢復意識”被拋棄，“文化自存意識”得到強化，出現了“文化上的華夷觀”，為宋、明重修或撰修史書，成為體現朝鮮“中華繼承者”身份的一個重要象征。3孫衛國認為，朝鮮當時崇祀明皇的壇廟已然健全，在清朝“德化”政策的感化下，國王擔心朝鮮人忘記明朝的恩情，而倡導編修明史。4概括來說，其背后都體現著朝鮮長期以來“小中華”意識的進一步膨脹。加之，朝鮮一直將朱熹《通鑒綱目》的“春秋筆法”奉為圭臬，其所編的中國史書，都是這種“小中華”意識與正統論下修史觀念結合的產物。

正祖（1776?1800年在位）是朝鮮后期好學有為的君主，酷愛讀書，還喜編印書籍。他參與纂修或親撰的書籍數量是朝鮮之最，也是唯一出版御制文集的朝鮮君王。他創設的奎章閣對朝鮮后期的文化發展貢獻頗多。正祖時期官方修史成果之數量、種類都是歷代之最，國王對官方修史活動的干預也達到了一個高峰。朝鮮正祖朝官方編修的宋，明史書中，地位最為特殊的，莫過于《宋史筌》。《宋史筌》是以元修《宋史》為藍本進行改修，由正祖親撰和御定，眾多閣臣、儒生等參與編校而成的一部“宋史”。一方面，該書是繼《高麗史》之后，朝鮮官修的另一部紀傳體史書；另一方面，該書又是朝鮮國王親撰的紀傳體中國史書，這在朝鮮史上僅此一例。《域外所見中國古史研究資料匯編?朝鮮漢籍篇》第9?12冊即收錄該書。1部分學者已認識到了該書的地位和價值，從不同視角，對其做了詳略各異的介紹或研究。2這些成果多討論了《宋史筌》的纂修背景、義例、體例特點，及其與《宋史》等史書的關系等相關問題。但綜觀學術史，仍有進一步探究的空間。首先，多數文章對該書的卷數、成書時間、義例內容、是否刊印等細節問題上，尚存錯漏，或相互抵牾之處；其次，尚缺乏史學史視角的研究，忽略對該書的撰修過程、義例演變的論述，對成書背景的探討也有顧此失彼之處。拙文從史學史的研究視角，對該書的成書背景、編修過程、凡例變化、評價影響等進行系統性、宏觀性的研究；并爬梳前人成果，對有關研究的細節疏誤也嘗試做出厘正。

一、《宋史筌》的撰作動因與正祖君臣的“宋史”認識

《宋史筌》是朝鮮后期官修的中國史書中極為特殊的一部。正祖君臣撰寫紀傳體“宋史”的動因，即深刻反映了他們的“宋史”認識。

第一，正祖君臣不滿于脫脫之《宋史》，對明朝的官私改撰也不以為然。《宋史》始撰于元朝末年的元順帝至正三年（1343年），約兩年半后修成，凡496卷，其中《本紀》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傳》255卷，約500萬字。雖有宋朝史館撰修的國史資料作為基礎，因修史過于倉促，且卷帙浩繁，質量堪憂，這飽受后世訾議。正祖認為“史有四體，闕一不可”，包括“事”、“詞”、“義”、“法”，而《宋史》“固未達此”。3他批評《宋史》“體裁則乖謬，敘錄則?雜，在諸史最無可觀”，甚至稱：“有宋一代之史，雖謂之闕焉可也。”4徐命膺（1716?1781年）也認為“惟宋無史”，因《宋史》只是抄謄宋朝《實錄》，以類錯編而已，不懂筆削之法：“夫作史工拙，專在筆削。今不筆削，又何論其法乎？無法故無體，無體故無氣。”1之所以要再修《宋史筌》，就是“第緣良史之不作，尚恨舊本之多?，記言之傷?龐，已失國乘之體。敘事之病，潦率第謄公移之文，原編既成于胡元，初非信筆。”2即認為元修《宋史》不配于國乘的地位，敘事只憑抄襲，又不可信，絕非“良史”之書。李德懋（1741?1793年）也將《宋史》總結為“總裁之不學也，撰進之太促也”二弊。3元修《宋史》可謂被朝鮮君臣貶得一無是處。

《宋史》不僅在史實考訂、文字體例、詳略得失上都存在問題，即冗而無法、史事缺訛；還將《宋史》、《遼史》、《金史》“三史”并列，不明宋之正統。明代重視程朱理學，也不滿元修《宋史》的筆法，官私頗多改撰。4這些亦為朝鮮君臣所注意。《御定宋史筌義例》中，總結明代之“宋史”重撰道：

皇明洪武中，命宋濂改修未就。景泰中，周公敘上疏請自任筆削，又未就。王昂之《宋史補》、王洙之《宋元史質》雖曰改修，略而不詳；薛應?之《續資治》、馮琦之《續紀事》雖曰該備，亦非紀傳；惟是王惟儉《宋史記》，與湯顯祖劉同升所編，號稱善史，而或沉汴水或失兵燹；柯維騏《宋史新編》體備而例正，尊王統而抑?虜，先儒術而后吏事，正叛臣之罪以明倫綱，?得史法，而王士?僅得凡例一卷，今其全書亦可易得。則《宋史》遂無善本矣，御定之史所以作也。5

徐命膺在《御定宋史筌箋》中，也評價《宋史》改撰：“改撰未遑于洪武，迄無完書。《續紀（事）》、《續（資治通）鑒》之并行，而體?自異。《（宋）史補》、《（宋元）史質》之繼作，而詳略失當。”6可見，正祖君臣不僅對《宋史》異常不滿，還指出明代官私的多次重撰或改撰活動，都頗不盡如人意。由于對明代史學和書籍流通的情況未完全掌握，在朝鮮君臣眼中，明朝所撰之“宋史”，不是撰局未竟，就是撰無善本，或是撰而不傳。甚至認為，這是“天意固自有所待也歟”，7代替明朝，完成一部“宋史”，成為朝鮮君臣的心愿，也成為其展現文化自信的契機。

第二，朝鮮長期以來對宋制極度仰慕，并希望通過《宋史》達到鑒戒和資政的目的。“宋學”對朝鮮文明有著極為深刻的影響。8朝鮮大力推行“文治”，以“性理?”作為立國，并逐漸形成了“士大夫與王共天下”的理政模式，這些都與宋的政治形態相似。從細節上來看，朝鮮繁復的官方修史機構和項目、奎章閣的建置等，也無不脫胎于宋制。宋朝是朝鮮的理想模范，因朝鮮在政治和文化制度上，長期效仿宋，所以對宋之文物時常懷有仰慕之情。樸趾源（1737?1805年）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朝鮮“立國規模，士大夫立身行己，全似趙宋”。9正祖也曾言：“若有宋矩?之正、文物之盛，與夫儒術之該性理、士之重名節，即我朝之所尤尚者。”10“國朝治法政謨，稽之歷代，有宋最之。”11“我朝之尚于宋者，而久而靡已。”12因為意識到，朝鮮和宋是如此相像，這種對宋文化的崇尚，就轉為對宋朝歷史的關切：“有其尚也，則宜急所征，茍欲征也，則莫良于史。”13即通過學習宋朝歷史，有助于朝鮮國之治鑒。

朝鮮前期，幾朝國王都對《宋史》有著極大的興趣，或求或購。朝鮮世宗（1419?1450在位）“奏請……脫脫撰進《宋史》等書”；1文宗（1450?1452年在位）時，“乃《宋史》……命付今去使臣之行，貿易以來”。2端宗元年（1453年），又再次求書：“今賀千秋使之行，再請何如？”。3次年（1454年），朝鮮才終于得到明朝頒賜的《宋史》，4端宗還特地到宗廟告慰世宗和文宗。朝鮮君臣屢次未得《宋史》，也不放棄，表現了對宋朝歷史的極度關切。即便認識到《宋史》雖卷帙浩繁，卻“最為無可征”，5正祖想要通過《宋史》資治的態度并無改變，仍言：“我東立國規度專仿宋朝，而治法政謨，亦多??。故予《宋史》每年輒一遍看詳。”6所以，“其為鑒戒，比他史尤切，故刪正正史而有《史筌》焉”。7《宋史筌》即是在“慕宋”的心理下編撰的，這有助于對宋朝歷史的學習及將之作為龜鑒。黃景源（1709?1787年）即認為《宋史筌》有益于治教，“夫修史者，將以鑒前世之始終也……茍有以因宋之事，一以勉仁厚之治，一以戒委靡之患。則國家無疆之休，自此書始。”8即要正祖通過反思《宋史》，既發揚其“仁厚之治”，也要防止因國政萎靡而致亂。徐命膺甚至將正祖御定《宋史筌》與唐太宗御撰《晉書》之景相媲美，唐太宗“能以勸戒于《晉書》者，發揮貞觀之治”，也期望正祖以修《宋史筌》為契機，成為圣王。9

以右文王朝來講，宋優于明，宋之士風與朱子學發展，是朝鮮學人欽仰之對象。10正祖時期對朱子學的推崇達到了一個高潮，編刊了大量朱子文集，考察儒生時也包括了對《通鑒綱目》的理解。與徐命膺等人強調宋朝的“寬仁”相比，正祖更重視士大夫的“該性理”、“重名節”。11推崇《宋史筌》意味著進一步推崇“程朱理學”，體現出正祖希望藉此重振朝鮮“士風”和衰退的國運之用意。

第三，明正統、嚴華夷、重尊攘的“春秋筆法”之彰顯。正統論往往與民族觀交織在一起，在明正統的同時，也體現出“夷夏之辨”。明代頗具規模的“宋史”研究就是一場由正統爭辯而興起的史學活動。12受中國傳統史學和本國根深蒂固的性理學影響，朝鮮的史書最嚴正統，較之于明朝，甚至有增無減。13正祖曾言：“陳壽《三國志》，帝魏而寇蜀；脫脫《宋史》，黜帝?。皆非正史。”14因《三國志》、《宋史》未能在史筆中貫徹理想的正統論，即認為他們不配列入正史之中。李德懋在《宋史筌編撰議》中寫道：

李楷曰：“宋之存亡，為中國之存亡。”旨哉言乎？然蒙古匪惟亡宋亡中國而已，?亡宋史與中國之史也。《史筌》之作，紀二帝，傳三虜，添奸臣，搜遺民，此其大綱。王者之起，必有取法者矣。是奚但存宋史，抑亦存中國之史也，與高皇帝廓清元虜，再辟乾坤，匹美偉烈，猗歟盛哉。15

這體現了當時朝鮮君臣心中深刻的尊攘觀念，被迫臣服于清的朝鮮，只能憑借所謂“小中華”的優勢心態自居。他們聯想到無比仰慕的國家??文明富庶的宋朝曾亡于“夷虜之邦”??蒙元。朝鮮“南漢下城之恥，而屈于清人”也正如同“宋金故事之重演”。1他更進一步地指出，宋朝之亡，不僅是中國之亡，更是“宋史”和中國歷史之亡。這種強烈的“存宋史就是存中國之史”，乃至于以朝鮮來存中國的觀念，是一種強烈的“中華繼承意識”，這種意識也成為了朝鮮為中國修史的正當性來源。《宋史筌》的撰作，是朝鮮的“歷史使命”，甚至可等同于朱元璋“廓清元虜”的功績，這給了正祖君臣極大的精神動力。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認識下，朝鮮君臣通過秉承“尊華攘夷”的正統史觀，用“春秋筆法”重撰中國史書，從而以修史的方式來隱晦地否認清朝的中華正統地位，彰顯自己作為“小中華”的地位。《宋史筌》正是這種觀念下的產物：“《宋史筌》就是一切依照春秋義理，對《宋史》中凡與朝鮮視作堅不可犯的正統義理觀相抵觸的，都被刪節，或重新編排，變成了一部強調尊王攘夷理念的宋史著作”。2強調著史之義理和筆法，這種異于《宋史》在史觀上的重新判定，或許是該書撰修的最重要因素。

總之，因《宋史》內容上繁冗錯訛、義例上不符史法；加之明代重撰不力，都引得朝鮮君臣不滿。事實上，他們眼中的“宋史”已不單是一部《宋史》史書的概念：朝鮮自認為最似于中國的宋朝，是對宋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大量效仿后，產生的特殊情感，并認為“宋史”可用作朝鮮的前車之鑒；朝鮮“小中華”的正統意識和華夷觀念，使其對重修“宋史”產生了使命感。正祖君臣這些基于而又超脫于《宋史》文本的“宋史”認識，促成了《宋史筌》的撰作。

二、《宋史筌》的撰修過程和義例演變

正祖尚在春宮時，就想重撰一部“宋史”。《宋史筌》的起撰時間不詳，大概始于1770年（英祖四十六年）。3前期撰修多憑正祖個人，因之也稱為“御定”之書，但其實一直有部分東宮的官僚參與。首先，正祖參考了大量與“宋史”有關的“舊史”，“昕夕繹覽，手加句抹，略具編帙”，成《宋史筌》的最初本。但是這一版本難以達到理想效果，因“芟繁汰冗，有省無添”，正祖做了大量的筆削，多次易稿，卻發現“其不刊者才二三”，憑一己之力實難完成。4在正祖即位之前，這項工作就已經被擱置了，只是有了一個初稿。5

正祖即位后，因“機務無暇”，遂命“賓僚諸臣分管編摩”。6正祖三年（1779年）三月，正祖對徐命膺說：“予于《宋史》，有撰輯者，而尚未訖工，中撤可惜，卿等分帙各撰而一，提學亦看檢主管，好矣。”7李德懋文集中亦載：“己亥（1779年）四月，以《宋史》繁蕪，命判書臣徐命膺，參判臣徐浩修、徐有?，承旨臣柳義養、沈念祖、鄭志儉、李在學，分排刪修。”8《宋史筌》撰修的第二階段，極有可能是從這年開始。期間，正祖君臣對《宋史筌》的義例、內容添削的討論，可謂費盡心思：“逸事集眾史而廣取，良規或秉燭而忘疲。問寢侍膳之暇，或對床而忘飯。朝筵夜講之余，庸費十載工夫，爰定一部序例。”1至正祖四年（1780年）七月，徐命膺撰《序文》已成，并已開始了書役。2

“筌，所以漉水取魚也”，“誠如魚不得漏，而水不得留也”。3《宋史筌》的本意就是對繁蕪的《宋史》進行刪削。元修《宋史》496卷，在這一階段，經由十余名閣臣“校閱爬櫛”后，只剩下了78卷，后又增補為100卷，并對《宋史》體例做了較多改動，定書名為《宋史筌》。正祖四年（1780年）十月，在?花堂，奎章閣閣臣進呈《宋史筌》繕寫本，即所謂的“庚子本”。該版本《御定宋史筌》凡100卷，40冊，其中《本紀》4卷、《志》34卷、《世家》4卷、《列傳》56卷，《義例》1卷，《目錄》1卷，徐命膺所作《箋文》也一并呈上。正祖賞賜了參與校勘的諸臣，共有12人：分別是原任賓客奉朝賀徐命膺、右參贊黃景源、原任桂坊承旨沈念祖，原任春坊監司李鎮衡、參判徐有?、徐浩修，義州府尹李在學、大司諫柳義養、原任桂坊參議鄭志儉，原任春坊參判鄭民始、李崇祜、行副司直李秉模。4大多數人曾是東宮的宮僚，即從春宮時就協助正祖撰修此書了，如黃景源就曾為世孫右賓客，參與了《宋史筌》部分史論的撰寫。

正祖四年（1780年）以后，該書的撰作活動時斷時續，史料中語焉不詳。但可以肯定，當年所呈《宋史筌》并非最終版本，也沒有印刷。如正祖五年（1781年）五月，正祖又宣徐命膺和沈念祖來宣政殿，商討校正《宋史筌》之事。5后來，正祖又命沈念祖（1734?1783年）主管，并將該書的具體修訂交由成大中、李德懋等處理。成大中（1732?1809年）參與了《宋史筌?五賢世家論》史論部分的撰作，6而這一階段的撰修，實屬李德懋的業績最為突出。

李德懋于正祖三年（1779年）成?奎章閣檢書官，相繼參編了多部官修書籍。正祖八年（1784年）被任命為積城縣監，之后的四年間，負責《宋史筌》部分內容的改、補撰：“凡四年，厘為四十冊，以進。”7正祖十二年（1788年）成書了所謂的“甲辰本”，他補（改）撰了《遺民傳》、《外國傳》（《高麗傳》、《遼傳》、《金傳》、《蒙古傳》）。《本紀》、《列傳》中的論贊部分，也多由他所作，如《光宗贊》、《儒林傳論》等。尤其是在《本紀》部分“汰其疊復”，又利用《續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綱目》補闕。8他參編《宋史筌》的情況在李書九、成海應等人的文集中，均有記載。9

至遲至這一階段，《宋史筌》的義例已被較為完整的制定，即《宋史筌》卷首的“《御定宋史筌義例》”10（以下簡稱“《義例》”），涉及對本紀、世家、表、志、列傳及官職、姓名、論贊等內容的詳細修訂原則。此次義例的校正由諸臣和正祖一同完成，但其發凡起例均由正祖御定：“若其全體之悉備，既出睿裁。至夫細節之補漏，亦經稟旨。”其制定的目的是明確如何刪削和改撰《宋史》。《義例》共有約50條，每條都詳細說明體例、筆法的沿革，闡述《宋史》之錯漏或不當之處，及所要做的改動。《義例》將南宋兩末帝列入《本紀》，將《遼史》、《金史》放入《列傳》，并在《志》、《列傳》中做了相當多的調整。《宋史筌》義例在體例、筆法方面大多借鑒《史記》、《漢書》、《后漢書》、《魏書》、《隋書》、《新唐書》、《舊唐書》、《新五代史》、《遼史》、《金史》、《宋史》、《元史》、《明史》等中國正史，以及《季漢書》、《弘簡錄》、《史纂左編》、《續資治通鑒綱目》、《宋史新編》、《史通》、《文獻通考》等中國史書和典籍。例如：通過《文獻通考》補充了《禮志》、《輿服志》的缺漏；《儒林傳》人物“刪補升降”采用邵經邦《弘簡錄》之例，“分目”則用唐順之《史纂左編》之法；用《弘簡錄》、《續綱目》等書補《宋史?列傳》之闕等。尤其是新撰《遺民傳》，采宋濂《元史》、呂留良《宋詩小傳》、曹廷棟《宋詩存》、顧嗣立《元詩選》、陶九成《輟耕錄》、周密《癸辛?識》、王圻《節義考》、趙孟?《松雪集》、吳立夫《桑海錄》、萬斯同《宋季忠義錄》等書所載，得119名遺民事跡。1

李德懋文集中還收錄了一篇“《<宋史筌>編撰議》”，也就是《宋史筌》卷首的“《義例補》”，是關于《宋史筌》義例的進一步修改，共10余條，內容較為細致、繁瑣。例如，有對“南郊”、“圜丘”名稱的統一、“帝?”書為“末帝”、不書遼太后為“皇太后”等具體用語的規定。在內容上，如刪減《李全傳》，為程?、朱松立“傳”；參照馬端臨《經籍考》、鄭樵《藝文略》厘正《藝文志》的書名和排序；將樂史、方臘、王則等從原“傳”中剔出，單獨立“傳”；嚴后妃立“紀”資格等。此外，還關注到了考訂宰相執政準確期限、厘正有關年號和年數等細節問題。2這些調整，從內容的刪削和補闕，再到具體字眼的規范，無所不包。義例已到了細致入微，甚至吹毛求疵的地步。

從正祖四年（1780年）進書以來，君臣關于義例的探討和修訂，一直沒有停止。經過前面的撰修，《宋史筌》已基本成型。如正祖所言：“大率是書，積數十年，經數十臣，再三確例而始成，可謂難矣。”3繁復的《義例》和《義例補》，連正祖也批評“矯枉太過，起例頗縟……有不得不重定者”。4值得注意的是，該書最后的“義例”是由正祖在1791年（正祖十五年）重新御定的。對于之前的《義例》和《義例補》，大部分為他所贊同：“井然有據，義整法齊。事、詞俱得為能，一祛舊史之非……其舊進《義例》及《補》八十余?，今所仍取者，尚居六七，可并仍載《卷首》。”5但其中的一些改動，被正祖否定，又做了最后的厘定，即《宋史筌》卷首的“《正祖上諭》”：“則今之所必可以重定者，特其過者適之而已，縟者簡之而已。其折衷參定，一應厘改，條貫臚序于左。”6

這些改動涉及原《義例》中所列的本紀、志、世家、列傳及年號、論斷等內容。如《義例》本紀“不立《杜太后本紀》，移編事實于《太祖本紀》”，正祖上諭欽定《義例》則“刪杜后事實之載于《太祖本紀》者，編于《后本紀》之首”；《義例》“改《藝文志》為《經籍志》”，欽定《義例》改“仍為《藝文志》”；《義例》“以北宋之趙普、曹彬、李沆、韓琦、司馬光；南宋之張浚、李綱、韓世忠、岳飛、文天祥凡十人，為《宰輔世家》”，欽定《義例》中“還次《列傳》”；《義例》列傳“?二周、張、程、朱五賢于《世家》”，欽定《義例》“另立《五賢列傳》，特次于《諸臣》之首”等。大體上，正祖堅持“蓋以存舊為務，而其減其移，出于不得已也”的原則，7對原《宋史》的修改更加慎重，避免無端地改動。

在最終欽定了《義例》之后，同年（1791年），《宋史筌》最后階段的繕寫工作由成均館儒生負責，正祖通過“條問”進行了人員選拔，李德懋、沈象奎等又參與了此項工作。8最后，該書仿思政殿《綱目訓義》、崇政殿《備考校正》故事，書“尊賢閣編”，9以示御定。

除部分只注意到1780年版本（庚子本）的學者外，一般認為，該書即最終成書于1791年。筆者對此作了再考，首先，朝鮮大臣記錄正祖筵說“圣語”的《日得錄》，其記載《宋史筌》已告成之語，已是在正祖十六年（1792年）。而在這之前，正祖仍一直與校正閣臣商討修改細節。10再者，?書卷首的《正祖上諭》中提到：“越于四年庚子（1780年）……閱今又十有二年矣。”1即該書是在1780年的十二年后成書。所以，該書成書應是在1791?1792年間。據官修御制目錄《弘齋全書?群書標記》記載，《宋史筌》150卷，2與奎章閣藏本（編號：奎1800）之《宋史筌》卷數吻合，其最終版本應為150卷。3

三、《宋史筌》的內容及特點??兼與《宋史》對比

《宋史筌》的撰修歷時約20年，傾注了君臣大量心血。最終成書共61冊，凡150卷，其中“義例”1卷，“目錄”1卷，“本紀”8卷，“志”47卷，“世家”2卷，“列傳”91卷，較之于《宋史》，體例有較多變動，卷數也大幅縮減。下面，通過兩書體例和內容的比對，并結合《宋史筌》有關義例，概述《宋史筌》的內容及其特點。

第一，《宋史筌》的卷首內容較為豐富。《正祖上諭》介紹修撰《宋史筌》的意義、過程、對《義例》的最后修改等。其后是原奎章閣首任提學徐命膺進呈的《御定宋史筌箋》和《御定宋史筌序》。《箋》和《序》文均為正祖四年（1780年）進書時所作，《箋》文也被完整收錄于該年的《正祖實錄》之中。隨后，附原右參贊、弘文館與藝文館大提學、奎章閣提學黃景源作《御定宋史筌序》。最后是《御定宋史筌義例》和《義例補》，具體內容不再贅述。4

第二，《宋史筌》對《宋史?本紀》的改動，有幾個特點。首先，《宋史》將《妃嬪》作《列傳》之首，《宋史筌》仿《后漢書》、《季漢書》之例，刪去《太祖本紀》中的杜太后事，設“后妃本紀”，杜太后列其首，其他后妃列其后，以示尊皇后之意；“妃”、“太后”多改稱“皇后”。5其次，《宋史》不將宋末端宗、末帝入“本紀”，只書以“贏國公（益王、衛王附）的形式”，且二王事跡用元代紀元。《宋史筌》則別立?、?二帝“本紀”，并且立其廟號，從而確立了宋末二帝的正統地位，體現了朝鮮君臣以宋為正統的意識。稱“末帝”而不稱“帝?”，也反映了朝鮮受明遺民學術之深。6

第三，《宋史筌?志》的部分以調整《宋史?志》的篇目順序、刪減汰冗為主。《宋史筌》學習《明史》之例，將《律歷》分為二志分別撰寫，將《律志》編入《樂志》，《歷志》中只敘述歷法沿革。《宋史》中，南宋宮殿不載臨安，而載于《輿服志》，《宋史筌》將其入《地理志》。《宋史筌》分《樂志》為七目，并在幾乎忠于《宋史》的前提下，對《河渠志》、《選舉志》、《職官志》、《食貨志》、《兵志》、《藝文志》、《儀衛志》等的原文均刪繁就簡、有所變益，力求要約。此外，也有增補的內容，如《宋史筌》就補充了《宋史?輿服志》中冠服禮制等內容。

第四，因認為《宋史》的“表”闕略甚多，如《宰輔表》“不系世表，只紀官職”，“除罷宗室，則各房五世以下只列名，而“系世”其余諸“表”又皆缺焉”，7其他闕，文獻無征，又詳于諸“傳”，故而《宋史筌》仿《后漢書》、《晉書》例，將《宋史?表》的部分刪而不錄。

第五，《宋史》無“世家”，將“九氏”稱“世家”置于“列傳”中，這是一種畸形的體例。《宋史筌》將《宋史?列傳》中的“宗室”升為“世家”，以示遵趙宋皇族之意，符合正祖強調“重敦親”，保護王室宗親的用意。1同時，認為南唐、西蜀等“九氏”只是宋之降臣，不應為“世家”，將其降于“列傳”的“外國傳”之后，體現“尊王賤霸”。

第六，《宋史筌》對《宋史?列傳》做了大量調整，比較重要的有如下幾點：一者，朝鮮最崇奉程朱理學，特將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五位理學家合為“五賢”，借機對相關的宋儒大加表彰。最初，甚至一度想將五人“列傳”升為“世家”，后雖將“五賢”置于《外戚》之上，《公主》之下，這仍能體現出其筆法上尊崇理學的。二者，元修《宋史》時，將其與《遼史》、《金史》并立的史觀，是不能為朝鮮接受的，于是，依唐順之《左編》之例，《宋史筌》將遼、金、蒙古同西夏等一起，降置于《外國傳》，即“列傳附三虜”；外國“皇帝”前加“偽”字，不稱廟號，體現了“尊王攘夷”，尊宋為正統。遼、金等降入列傳，也客觀上方便了對原來“三史”的閱讀。三者，朝鮮參考本國之《高麗史》，重撰《高麗傳》，置于《外國傳》之首，體現了華夷觀念下，朝鮮的文化自信；同時，參考了大量元、明筆記和野史家乘，新撰了《遺民傳》，體現了崇明反清的，表現其實內心并不服從清朝的支配。四者，《宋史筌》還對《宋史》部分“列傳”的名稱和內容進行了改動，如改《方技傳》為《藝術傳》，合《儒林傳》、《道學傳》為《儒林傳》，并對《儒林傳》、《文苑傳》中人物進行了復雜的調整；《叛臣傳》中增加方臘等十人，移高俅入《佞幸傳》等。五者，韓通、李重進、李筠三人，為后周之忠臣，《宋史》別立《周三臣傳》，《宋史筌》去其“世家”之名，置于諸“傳”之最末，表不臣之義。六者，改變《宋史》中部分“列傳”的位置。如首傳為《公主傳》，《儒林傳》、《文苑傳》列于《循吏傳》之前，《外戚傳》則提前至《諸臣傳》之后等。

第七，《宋史筌》對于《宋史》中的論贊，按照“其辭順而理當因而用之，其辭拙而理違者，隨見略改，或又別撰焉”的規則，2大部分依從舊史，只做小規模修改和極個別的重撰。此外，《宋史筌》在具體的年號、稱謂、官職等文字細節上，也多有細致地訂改。

總之，《宋史筌》在較全面的考察中國史學典籍后，制定和修改義例，對《宋史》的改修，主要通過補充脫漏、刪除重復、縮減內容、修正謬誤、統一用辭、更改文字和用語等方式，體現了對中國傳統史學的借鑒和模仿。同時，體現了以宋為正統，“尊王攘夷”、“尊王賤霸”的義理觀念，基本實現了對其所謂“春秋筆法”的實踐。

四、《宋史筌》的影響與評價

書籍的刊行，是其得以傳播和產生影響的重要條件，那么《宋史筌》的情況呢？國內學界幾乎沿襲一種說法，就是“《宋史筌》于1791年成書后刊印”。3而韓國學者則認為，《宋史筌》成書后沒有刊印，只有寫本傳世，即現藏于首爾大學奎章閣的《宋史筌》。4針對該書到底是否刊出的問題，有必要做一番考辨。

正祖御制《弘齋全書?群書標記》中記載：“旋藏之?府……《史筌》始止于刪，而今又有作矣，于是乎姑束閣之，不即印行”。5這就表明，當時成書后，《宋史筌》并沒有刊行。正祖死后的兩年，即純祖二年（1802年），閣臣奏請將《宋史筌》61冊重新編次，并“一體妝?以入”。6這也印證了，該書還尚為寫本的狀態。

正祖編《宋史筌》的本意是因為《宋史》過于繁冗，“筌”即是要刪史之意。但隨著幾個版本的編修，正祖君臣日漸發現“蓋作史至難，刪史亦未易”。7《宋史筌》成書時，已不是一部靠刪削舊史而成之書，不是“史抄”和“史選”，而是一部新的史作了。《宋史》乃是欽定“二十四史”之一，而正祖君臣這種為上國撰史，并“篡改”其內容和史觀的僭越行為，一旦為清所知，恐?帶來麻煩。1正祖所謂“而今又有作矣，于是乎姑束閣之，不即印行”，應該就是出于這種考慮。此外，“蓋圣意，以作史之難鄭重，不即印行。”2這或許是該書未刊行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正祖曾解釋道：

不但予自視歉然，不欲張大。凡史記，與他文字有異，悉書人之善惡，自我而揚人之善則固好，若由我而不能隱人之惡，則此最不可。又于《奸臣》、《佞幸》等傳，因諸僚見執，有一二件之與本意相反者，此尤不可出也。3

紀傳體史書的撰修是難度極大的工程，正祖對《宋史筌》的刊出，還缺乏十足的信心，并顧慮其部分細節內容仍存齟齬，這體現對著史的慎重。而在該書的功用上，正祖對于大臣們過分熱衷批判奸佞，忠奸立判的態度頗有反感，表現出對朝中持續黨爭的棄厭，也擔心此書一旦刊出，不能“揚善隱惡”，反而引起禍亂。這是出于鞏固其統治的需要。

此外，正祖在春宮起，就要求宮僚們協助他編修中國史書。如《新訂資治通鑒綱目續編》27卷和《資治通鑒綱目新編》20卷，是用綱目體進行訂改，分別對宋元史、明史進行續修之書。關于明史的編年體史書還有《明紀提挈》20卷，此書與《資治通鑒綱目新編》乃是仿《資治通鑒》之意。除宋、明史書外，還有正祖后期相繼選抄的《史記英選》、《陸奏約選》、《兩京手圈》等書。除了中國斷代史書，正祖還嘗試對中國歷史做整體性的認識，他作《全史銓評》80卷，即是對中國正史中史臣論贊的匯編；還有《歷代紀年》3卷，仿綱目體，整理了中國5180余年帝王譜系和大事紀年。而這些史書大部分未刊。正祖自幼研讀中國典籍，對中國歷史和史學一直有著濃厚興趣。在這一背景下，將目光投向宋史，是他一貫的學養和興趣的體現。這或許也解釋了編撰長達約20年的《宋史筌》，成書后卻未能刊出的一個原因，《宋史筌》最終得以堅持撰成，更多地是正祖完成重撰《宋史》的一個學術心愿。

綜上，我們可以推斷，《宋史筌》并沒有刊印。而事實上，該書對朝鮮后世的影響也的確微乎其微。這可以從純祖（1801?1834年在位）對該書的態度窺知。純祖五年（1805年），純祖命持入“閱古觀傍樓上所在先朝《御定宋史筌》”，4而經過閣臣搜查，“《宋史筌》一件，在于西庫矣”。5

章閣的閱古觀和皆有窩是收藏中國書籍文獻的，西庫才是收藏朝鮮本國的圖書文獻之地，《宋史筌》是朝鮮君臣所編，理應收入西庫，而純祖竟錯以為它是中國書籍，很明顯，純祖對其父所編此書并不熟悉。國君本人對該書的性質都模棱兩可，日后的刊印和影響更是無從談起了。

對該書的評價可從兩方面來看。《宋史筌》對《宋史》有刪也有作，參考了中朝大量史籍，在相關內容上還有所補益。如《輿服傳》在內容上大量補遺，新增的《遺民傳》補充了大量人物事跡，《蒙古傳》增加了《元史》中的資料，都有可取之處；在《文苑傳》、《儒林傳》中，增加了部分人物的傳記，更正了而一些《宋史》的錯誤；外國諸“傳”中，《高麗傳》基本為重撰，《蒙古傳》、《西夏傳》等都有所訂改和增補等。以《宋史筌?高麗傳》為例，因涉及本國的前朝史，朝鮮君臣對其改動較大。如《筌傳》前有“總序”，后有“論曰”，仿造《宋史?夏國傳》而進行了體例的統一；《筌傳》對高麗國王的名字、卒年、廟號、在位年等均記載詳細，通過朝鮮所編《高麗史》補正，明確了元朝以前高麗史的斷限，《宋史?高麗傳》中所載涉及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的錯誤也得以被訂正。6

宋?認為，《筌傳》對“宋麗間外交、商業與文化交流等史實均有所補充”，“不僅可以糾正《宋史?高麗傳》之錯誤，且對宋麗關系史之研究有所助益也”。1黃純艷也認為該書“記載比《宋史》詳細，在中國古代關系史的研究上，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史料”，是“體例完善，較為系統精審的著作。”2李光濤也稱贊《宋史筌》“這一善本，其發明之多而且大，自不待言”，并指出《宋史筌》等中國史書的撰述“都因為東國君臣在看到了中原史籍之后，引起了很多很大的‘疑義，于是乎即本著這種‘疑義而別立新說，以糾正舊史許許多多的錯謬”。3由前文可知，此說不是該書撰寫的主要緣由，不過，這也恰說明了《宋史筌》對中國歷史書寫的貢獻。

另一方面，《宋史筌》主要依據《宋史》而刪節，著重在《宋史》的體例、筆法上做出調整，但基本上沒有增加太多的新史料，絕大部分內容仍依照舊史。如孫衛國所論：“其史料價值遠不如其義理尊周理念上的價值。因為這些史書所采用的資料基本上是明清人作的史書，在內容上鮮有超出中國史書的。”4不僅如此，就其在體例上的改動、內容的刪削或訂改，也未必盡如人意。如宋?發現，《筌傳》史實的刪削“則有未當，得失參半”；5《宋史筌》刪去了《宋史?食貨志》三分之一強，并存在弄錯紀年、錯漏字、語句不通等問題。6卞東波在對比《宋史?道學傳》、《宋史?文苑傳》、《宋史筌?儒林傳》、《宋史筌?文苑傳》后，發現《宋史筌》將原來《宋史》中文人部分的序次打亂，并擴大了《文苑傳》的范圍，這種分類意義并不大，也不能說明問題。此外，《宋史筌》對《宋史》刪節省略過多，導致了邏輯混亂、文意含糊，產生不必要的訛誤。《宋史筌》有些對《宋史》錯誤記載的訂正依然不正確，甚至存在《宋史》無誤，反而改錯的情況等。由此，他指出：“（《宋史筌》）重編在學術上的高度并沒有超過《宋史》，甚至因為刪節過甚，留下了不少錯訛。盡管其篇幅濃縮了很多，也糾正和補充了《宋史》的若干錯誤與闕漏，但其終究無法代替《宋史》。”7

總之，雖然《宋史筌》并未在朝鮮產生較大的影響，但作為唯一一部朝鮮官方主持修撰的紀傳體“宋史”，其在文化史和史學史等方面的意義是十分顯著的。通過對比《宋史》和《宋史筌》在體例、筆法、史觀上的異同，不僅能發現中國傳統史學對朝鮮史學產生的深刻影響，更應留意朝鮮在當時的政治情態下，對中國史學的仿效和取舍的過程和原因。同時，也應客觀辯證地看待《宋史筌》在有關史料學、史源學和宋史研究中的地位，在讀《宋史筌》時，也應與《宋史》對讀，研究時不可偏頗。

此外，《宋史筌》也再次折射出，在朝鮮后期，即使是“態度轉變”而實行了奉清的政策，朝鮮人主流中的“春秋大義”并沒有根本上改變。即便是“北學派”士人李德懋，事實上也一直恪守著朱子學和義理論，表現出了強烈地憎惡清朝之心，通過參與《宋史筌》的撰修，表達了他的義理觀和學問觀，體現朝鮮人并沒有喪失文化自信。《宋史筌》表露出之對正統觀、華夷觀的執著，也正體現了朝鮮學人對清朝現實與感情糾葛的處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