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塘約道路心得體會一

內容提要：最這段時間，安順市壩區的塘約村很熱鬧。自從去年年底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報告文學《塘約道路》，中宣部《黨建》雜志社舉辦了“塘約基層建設經驗座談會”以來，塘約村這個人口只有3300多人的小山村，今年以來就接待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上百個學習考察組。三年前的塘約村，村民年人均純收入只有3000多塊錢，如今卻突破萬元，翻了三倍，村集體經濟從不到4萬元增加到202萬元。三年時間，如此快速發展的秘訣究竟在哪里?是大家都想探究的問題。本欄目也派出兩路記者到塘約村采訪，尋找“塘約之變”的關鍵和根本，希望為眼下正緊鑼密鼓推進的脫貧攻堅春季攻勢提供可以復制的做法和經驗。今天，我們來看第一集??《塘約村的新鮮事》。

來到塘約村，記者原本以為最新鮮的事兒，就是村里正在收獲的羊肚菌，能夠賣到150塊錢一斤。但一圈走下來才發現，村里的新鮮事一樁接著一樁。

就在前幾天，隔壁的大屯村剛剛完成了土地丈量的工作。大屯村打算在去年流轉200畝土地的基礎上，再拿出400多畝土地，流轉給塘約村，合作發展規模化種植。

安順市壩區大屯村村支書朱玉昌：老百姓的積極性很高，通知一聲家家都去量。

其實，大屯村自己也有發展得挺不錯的蔬菜種植產業，村民的年人均收入達到了9640元，在當地也是經濟條件很不錯的村，那為什么還要把土地流轉給塘約村呢?

安順市壩區大屯村村委會副主任羅振寶：我們主要是想和塘約合作， 我們從中學到很多技術，他們整個村土地流轉的模式，他們集團化的發展模式，能夠有非常好的抗風險能力。

原來，大屯村看中的是塘約村集體經濟強，產業發展快的優勢。那么，塘約村的優勢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面對村里產業發展困難，村民增收乏力的困境，村里啟動了改革，抓住農村產權制度這個關鍵，在村民自愿的基礎上，按照“村社一體、合股聯營”的方式發展產業。

具體來說，就是村里對村民的農村土地經營承包權、林權、集體土地所有權、房屋所有權、小型水利工程產權等七項農村產權進行確權登記，并鼓勵大家以“資產”的形式流轉入股，由村集體統一規劃發展。

安順市壩區塘約村村黨總支書記 左文學：我們不抱團發展我們做不到這些事，我們集中起來實現了土地效益的最大化，單打獨斗做不起來的，目前我們塘約村的土地，不管哪一個品種，每畝產值每一年都是一萬以上，還有我們沒有上規模的時候我們沒有市場。

改革之前，塘約村是二類貧困村，按照當地話說，叫做“落在底里頭”。村民王學英家當時居住的這間10多米老房子，擠了五口人，外面下大雨，家里下小雨。

安順市壩區塘約村村民王學英：最窮的時候，過年連一斤肉錢都沒有,親戚或者孩子的外婆外公一家拿了一小點送來支持過個年。

今年年初，作為村里的建檔立卡貧困戶，王學英搬進了政府建設的新房，現在雖然房子里還沒有像樣的家具，但她說心里一點也不慌，因為她家有1畝多土地已經入股到村集體創辦的合作社。

安順市壩區塘約村村民 王學英：土地確權以后我就把土地拿去入股，然后那么每年就可以分到900多塊錢。我還在合作社里面干活，均每個月能拿到1000多塊錢。

眼下，正是貴州許多地方香蔥收獲的季節。不過塘約村的香蔥，看起來還得再長一段時間，而蔬菜大棚里，芹菜還在育苗。這些看起來比別人都“慢一拍”的節奏，正是塘約村產業發展上的“手段”，這些香蔥和芹菜其實都是南方比較少有的優良品種，村里正在調整種植結構。

去年，塘約村種植的白菜、蓮藕、西紅柿、辣椒等蔬菜已經上規模，產值達到了2000萬元，純利潤 200多萬元。干得好好的，塘約村為什么還要“折騰”呢?

安順市壩區塘約村村黨總支書記 左文學：常規品種有一個問題是跟風，什么貴就大面積種什么，往往一種風險就大，全國范圍內或者省范圍內，我們調查下來，專門優化我們的產業結構，在里面找時間差，凈菜包裝現在已經定方案了，土地都定了，我們立馬就要上設備。

產業上了規模，為了能及時掌握市場信息，在價格上有更多的話語權，村里今年還計劃要成立一個銷售團隊。

安順塘約村金土地農民專業合作社社長 羅寶華：去年我們沒有銷售人員，都是自己拿著去賣，外省市場價格好，我們拉不出去不熟悉，聯系不了人，今年支書講商量建一個銷售團隊，為合作社自己種自己銷銷往外地。

這些“折騰”還不算。眼尖的村民們還發現，春節之后，村里就多了好幾個打扮時髦的人，他們都是村支書左文學從中國美院、北京農學院請來的教授，是專門來為塘約村做“農旅一體化”設計規劃的。

安順市壩區塘約村村黨總支書記 左文學：因為我們的土地總量小，我們種植的農產品，不僅是賣的問題，農旅結合問題怎么搞，我們引進幾所大學的智庫，我們最主要是解決一個事情，通過農旅結合這么一個點，把老百姓的收入從原來的靠農作物的收入轉向旅游的收入占大頭。

去年年底，一心想搞“農旅一體化”的塘約村成立了旅游運營管理公司，但自己一沒人才二沒經驗，村支書左文學就和村支兩委商量，干脆讓出35%股份的方式，邀請了外邊的專業團隊參與。現在，塘約村的村口已經開始動工修建，進村道路的兩旁也在綠化。

安順市壩區塘約村村黨總支書記 左文學：我們在花了40萬請個CEO請不到，人家不來，我們是下力度、是冒風險的，當時我們也沒有好多錢，有一種緊迫感，不趕緊有現代的管理人才進入，可能我們這個路走下去，解決一個吃得飽、穿得好的問題，但是致富奔小康可能距離就要拉遠一些。

走在塘約村，讓人感到新鮮的，還有村里到處都能看見青壯年勞力，和很多農村以老人和兒童留守有很大的不同。而這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村集體經濟發展了，以土地入股后的村民還有新的就業崗位和收入。去年，塘約村村集體及合作社分紅80萬元，社員分紅11萬元。

安順市壩區塘約村村民劉超：我之前就是在浙江打工，看見家鄉發展就自己回來了，以后的期待就是多掙點錢，讓家里面過得舒適一點。

安順市壩區塘約村村民羅艷：我都買起金項鏈了，今年在這里面合作社好好做一年，買個金手鐲。

安順市壩區塘約村村民肖紅：現在塘約村的變化是翻天覆地的，主要是搞村社一體，把群眾集中地扭成一股繩，抱成一團，前途無量。

看塘約道路心得體會二

塘約村走集體化道路，才短短兩年，就由省級貧困村躍入小康村。至于江蘇省的華西村、山西省的大寨村、河北省的周家莊、湖北省的官橋村、深圳的南嶺村、杭州市的航民村、湖北省的洪林村、黑龍江省的興十四村、陜西省的陽山莊、河南省的南街村、云南省的大營街、天津市的西雙塘村等等，這些各地的第一村、最富裕的村、共同富裕的村、社會和諧的村，都是堅持走人民公社集體化道路的村莊，甚至是萬戶農民摁血手印，堅決要走集體化道路的村莊!相比引領中國改革潮頭的“包產到戶”，經過30多年的實踐，無一個成為富裕村，無一個成為共同富裕的村，這到底有什么經驗教訓要總結?現在到了該理智和冷靜回頭審視，實行“包產到戶”風風雨雨的時候了!

一、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五大效應

《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兩個決裂”清楚地表明：徹底改變私有制性質，這是共產主義運動獨有的;致力于建立嶄新的公有制，這是無產階級革命獨有的特征。為在中國建立公有制，中共前赴后繼流血犧牲不懈的追求，僅犧牲有名有姓的共產黨員就達400萬;在中國農村建立集體經濟，是千古未有的偉大革命，是波瀾壯闊和艱難困苦的偉大實踐。

1.毛*親自主抓農村人民公社。1958年8月上旬，毛澤東到河北、河南與山東等地視察，與當地負責人談到“小社”并“大社”問題。毛澤東說：“看來‘人民公社’是一個好名字，包括工農兵學商，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眾喜歡的名字。” 毛澤東不僅為人民公社起了名，還做了題詞：人民公社好!

1962年9月27日，毛澤東主持八屆十中全會討論了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問題，全會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也明確規定：農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組織，是我國*社會在農村中的基層單位，又是我國*政權在農村中的基層單位。

2.人民公社取得巨大成果。對于人民公社取得的巨大成果，突出體現三點：

一是為建設新中國提供9000億資金。通過人民公社集中勞動和集體分配，僅“統購統銷”就為中國工業化提供了7000--8000億元資金，算上繳納的1000多億元農業稅，就是9000億資金，按當時的黃金比價，至少相當于現在的70多萬億元!當年，打一場抗美援朝戰爭，中國才投入69億元人民幣，包括買蘇聯武器，那時的錢多值錢!改革開放之初，全國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才9600億元。我們今天應滿含熱淚的問一問：若沒有農村集體經濟貢獻的9000多億資金，怎么能建立起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要像現在的農業，不僅不收錢，還給補貼，也不投入任何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那人民公社貢獻就太大了!

二是修建的水庫占中國的90%左右。毛澤東時代，依靠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征地、動遷不花錢，發動億萬群眾建設了數不清的水庫。根據國際大壩委員會規定，壩高超15米，或庫容超300萬立米、壩高在5米以上為大壩，全球有約5萬座大壩，其中中國有22000多座，占全球44%。全球100米以上的大壩共851座，其中中國有130座，占15%。(毛澤東時代修建的水庫占中國的90%左右，占世界的40%左右)為中國抗洪防洪起了決定性作用，為廣大農村提供了灌溉用水，為各個城市提供了清潔水源。最，王岐山有個講話，特別提到毛澤東時代建設水庫，他很動情的說，若是現在來建設這些水庫，我們連動遷費、征地費都拿不起!

三是全國人民吃了三年國庫的陳糧。毛澤東逝世時，我國既無內債外債，又無通貨膨脹，國庫里留下了5000多億斤糧，還留下了500多萬噸棉花，這些實物就相當于現在的幾萬億。這些留下的糧棉，都是人民公社的成果，以至1978至1980年“害的”全國人民吃了三年陳糧。

3.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產生五大效應。應該說，毛澤東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在農村建立起人民公社，絕對來之不易，它所起的立體效應，也絕非僅僅局限在經濟層面，更體現在“五大效應”。

一是轉變效應。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向*革命和建設轉變。或者說，建立新中國后，是停留在資產階級性質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還是繼續革命搞*，建立人民公社就是分水嶺。建立人民公社，無疑是從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到繼續進行*革命和*經濟建設的重大內容和形式。

二是發展效應。建立人民公社搞集體經濟，根本意義在于要搞農業現代化。搞集體經濟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化的過程和手段，不僅有利于農村經濟效益的發展，更為今后農業向機械化進軍開拓出廣闊空間，為大批知識青年建設農村提供載體，為現代科學技術和現代經濟管理運用到農村提供廣闊天地。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再過100年也不會有農業機械化，也無法負載知識青年建設新農村。

三是完善效應。在舊中國那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地，農村組織結構的政權、族權、神權、夫權，“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要建立一個新型的*，必須有完善的社會組織結構和管理結構，才能取代舊中國的農村治理結構。而建立人民公社則能取代幾千年的農村社會模式，讓廣大農村有效納入社會管理和相互幫助的體系之內。

四是組織效應。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而農民問題的核心是組織問題，沒有組織的農民，那是一盤散沙。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實際有著清醒地認識，根本在于他對農村農民農業有深刻和清晰的認識。建立人民公社進行*革命，更能將農民組織起來，自覺地成為建設新中國的主力軍，自覺地成為工人階級的同盟軍，自覺地成為新中國的主人。

五是均衡效應。舊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地區差別極大，城鄉差別極大。如何在均衡發展中，實現可持續發展?1956年2月后，毛澤東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先后聽取了中央34個部委的匯報，寫出了《論十大關系》，同年4月25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系》的報告。核心講的就是正確處理十大關系實現衡發展，第一個關系就講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第一個關系則講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1958年出現的人民公社，作為具有多功能的小城鎮，它是工業、商業、文化教育事業的承載體，也是人口聚集的節點。這對縮小城鄉差別，均衡社會與經濟發展，起到生長點、連接橋梁和均衡器的作用。

人民公社不僅是政權形式，是社會管理形式，還是經濟形式，行政區劃的小城鎮存在形式，也是重要的社會組織形式。毛*在第一個人民公社出現時，就曾明確指出：“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商業)、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基層單位。”

二、圍繞解散人民公社引發的黨內之爭

當然，人民公社也有其不可否認的弱點，那么，是對其進行改善呢?還是徹底否認?

1、要不要解散人民公社?據調查1979年的人民公社30%經營良好，30%表現極差，40%有發展潛力也存在危機。著名美籍華人韓丁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合作化能取得30%的成功已非常難得”，這30%意味著有2.4億人，能達到較高生活水并富裕起來;而通過政府援助、專門指導和辛勤工作，另外貧窮的2.4億人也能生活得很好;這也同樣適用于中間40%的農民。

在那種情況下，可不可以將偏遠山區、人員分散地區、經濟落后地區的集體經濟解散，而將經濟發達地區，土地面積集中地區，集體經濟強大地區的人民公社保留下來?將經營好的人民公社保留下來，將經營極差的解散?規模過大的集體經濟，可不可以適當縮小?最終要不要解不解散人民公社，可不可以尊重農民自愿選擇?

2、中央高層意見分歧。要不要實行包產到戶?要不要解散集體經濟?時為中共中央副*，又長期主抓農業的李先念明確表態：“包產到戶不宜提倡，中國單干了幾千年，還是沒糧食吃，還是受窮嘛。”

1979年初，國家農委召開七省(廣東、湖南、四川、江蘇、安徽、河北、吉林)三縣(安徽全椒、廣東博羅、四川廣漢)農口負責人座談會，討論包產到戶。會議期間，《人民日報》以編者按語的形式，在頭版發表時任國務院主抓農業的副總理王任重，就包產到戶問題寫給《人民日報社》的一則批示：“態度要明朗，號召大家不要搞包產到戶，已包的說服引導，回到集體經濟。”

尤其，1980年9月在中央召開的省市區第一書記座談會上，更發生了“陽光道和獨木橋”的激烈爭論。黑龍江省委書記楊一辰講話主張集體化，貴州省委書記池必卿說：“你走你的陽光道，我走我的獨木橋”。

征求北京、廣東、廣西、湖南、湖北、吉林、遼寧、山西、河北等省的意見，很多人都認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做出了充分肯定農村集體化取得偉大勝利的結論，農村集體化中出現的錯誤已經糾正了，希望中央在貧困和非貧困地區之間設個閘門，以免包產到戶自由蔓延。

4、農村改革摧毀了農村集體所有制。而從1978 年以小崗村包產到戶為標志，趙紫陽等人在四川和安徽將“家庭聯產承包制”迅速擴大。1980年9月趙紫陽當總理，面對第一書記座談會的爭論，面對從上到下的強烈反對，趙紫陽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徹底否認人民公社，并通過“不換，就換人”的高壓政治，堅決把廢除人民公社進行到底!

可中央一號文件明明白白寫到：“要順從群眾意愿，不禁止自愿選擇家庭承包”。可趙紫陽根本不尊重各地農民意愿，在全國強行推開否定人民公社的改革。如，大連地區經濟發達，很多農村集體經濟強大，農民根本不愿意分田到戶自己經營。可趙紫陽在大連視察時，竟嚴令農村要將每一棵果樹都分到個人。在趙紫陽的直接推動下，中國掀起一場消滅農村全部集體所有制的運動。

三、“包產到戶”的惡果在不斷凸顯

生產隊社員正在領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合同書

這場農村改革不管講的如何天花亂墜，核心就是“一刀切”的分田分地，將集體經濟全部否定，將人民公社全部干黃!這場改革比當年“土改”還徹底，以致今天全國只留下兩塊人民公社的牌子，成了國家一級文物。

1、小崗村分田到戶給安徽帶來連年減產。上世紀70年代前中期安徽一直是全國主要糧食調出省，1976年安徽人均糧食產量比全國高20%以上。可自1978年安徽小崗村分田到戶后，安徽1977-1980年農業無一年不拖全國后腿，第一產業GDP4年下降7%，4年內全國糧食增產12%，而安徽減產13.7%，到1980年，安徽已成全國主要糧食調入省之一，人均產量比全國均水低10%。無獨有偶，四川省也是如此。

2、私有化咋沒解決舊中國鬧糧荒。誠如李先念所言：“包產到戶不宜提倡，中國單干了幾千年，還是沒糧食吃，還是受窮嘛。”舊中國，那是實行比“包產到戶”更徹底的土地私有，可為什么解決不了當時中國4.5億人的溫飽?舊中國為什么10年要9鬧糧荒?至今世界有30多國家鬧糧荒，有8億多人在饑餓中掙扎，它們不都實行的土地私有化?既然“包產到戶”能使占世界耕地7%，人口卻占世界21%的國家解決溫飽，中國的農村改革的“包產到戶”經驗，怎么就不能推廣到非洲?

1981年“包產到戶”在中國農村推廣，取消糧票卻是在1993年，“包產到戶”為何實行了13年后，才保證了中國糧食供應?而所謂“包產到戶”保證了中國糧食供應，實際是糧食缺口30%，是用大量進口糧食來補缺糧食供應(要保證糧食安全。糧食自給率必須達到110%，現在中國的糧食自給率才80%多)，糧食安全已經成國家安全的重要內容!

3、農業和農村經濟已到了“三最”程度。中國的改革從農村私有化開始，那么，現在的農村、農業、農民的狀況如何?2013年7月，在湖北鄂州市考察時指出：“農村絕不能成為荒蕪的農村、留守的農村、記憶中的故園。”2013年底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指出：中國的農業和農村經濟已到了“最薄弱、最突出、最嚴重”的情勢!中央如此用“三最”做出判斷，道出了中國農業和農村的形勢，到了何種嚴峻的程度?

小崗村摁手印的嚴俊昌終于承認“分田單干”錯了：現在看來，分那‘一畝三分地’只能管溫?。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地留下老弱病殘管著也照管不好，不是荒廢著，就是賣給那些私老板，農民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自已那‘一畝三分地’束?住了手腳，邁不開步子啊!現在小崗村，窮的窮，富的富，要早知道是這個情況。就是砍我的腦袋也不搞‘承包’啊!”

4、造成的“多米諾骨牌效應”驚心。農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組織，是農村基層單位，又是*政權在農村中的基層單位，還是具多功能小城鎮，工商文教育事業的承載體，社會與經濟發展的均衡器等。解散人民公社凸顯的惡果，絕對不僅僅在于農業生產，與此相關的無數農村基層政權喪失，“村霸”竟然成一道風景，勞動力無序流動造成城鄉地區經濟差別越來越大，“春運”已成巨大災難，“三留”問題突出，村鎮大面積出現“無人區”，農民工面臨“進不去城市，又回不去農村”的尷尬，貧困戶極度缺少社會關愛生活凄慘，農村社會治安問題突出，農村環境污染嚴重等等。

千辛萬苦建立起來的人民公社，在農村改革中首當其沖被“一刀切”了。其所帶來的諸多災難性影響，正深深刺痛共和國的神經，正深深刺痛百姓的心。可摧毀人民公社一夜之間就能做到，但若想再建立起全國性的農村集體經濟，那將是何其難哉!而沒有中國農村的現代化，中國絕對進入不了國家現代化!

看塘約道路心得體會三

《塘約道路》受人民出版社重視，將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研討會。猛然看到這樣的新聞，筆者感到很驚訝。驚訝主要源于“人民出版社”和“人民大會堂”這樣的字眼，這可都是“高大上”的標志性存在。因為，在中國出版領域，人民出版社的權威路人皆知;而在國人心中，人民大會堂更是神圣的殿堂。當它們一起和新書《塘約道路》捆綁在一起的時候，普通人不感到驚訝是不可能的。

于是，我們會本能地追問這樣一個問題：這本新書憑什么值得人民出版社如此重視?雖然本書作者王宏甲是中央電視臺大型紀錄片《長征》電視總撰稿人，但這絕非關鍵原因所在，作為當代文學家、著名學者的王宏甲，其作品很多，憑什么只有《塘約道路》要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研討會?很明顯，作品本身才是最關鍵的原因。

眾所周知，關心中國的發展前景，就必須關心農村和農民的命運。農村是孕育中國悠久而燦爛文化的搖籃，也是培育中國共產黨成長壯大的地方。當前的中國農村，正在發生著驚心動魄的變革。如今，不僅政府關注農村，各種資本也在關注農村。可以說，農村和農民的狀況，依然與當代中國青年的眼界、智識、成長、情志密切相關。而新書《塘約道路》，就是一本關于農村命運和農民狀況的紀實作品。

《塘約道路》主要寫塘約村農民自十八大以來在基層的探索實踐，它不同于小崗村，也有別于華西村，它吸收了新中國誕生以來，包括改革開放至今的經驗和成就，具有普遍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人民出版社高度重視這本書，顯然是希望通過宣傳塘約村的改革探索，讓更多的讀者走進“塘約村”這個“小世界”，透過這個“小世界”主動思考國家發展前景，關心農村和農民命運。

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中國共產黨革命取得的最偉大的制度性財富。鞏固農村集體所有制和加強共產黨在農村的領導作用，是當前農村改革中關系全局的兩件大事，涉及億萬農民的利益。年來，作為貴州省安順市壩區曾經的貧困村，塘約村圍繞“三權”+黨建+扶貧+產業+金融發展思路，切實抓牢“確權”這個基礎，抓好“賦權”這個關鍵，抓實“易權”這個核心，同步推進農村產權“七權”確權登記頒證，探索實施“村社一體、合股聯營”的發展模式，走出了一條農村改革促小康的蝶變之路。

塘約村通過深入開展“三權”工作，形成了對“三變”的良性促動，改變了農村“386199”部隊歷史狀況，推動了農村生產方式由分散式向集中規模化生產方式轉變，真正讓農民重回土地、立足土地、依靠土地發展，讓土地更加集中、生產更加集約、效益更加凸顯，實現了從國家級二類貧困村向“小康示范村”的嬗變，初步實現“率先小康、共同富裕”的發展目標，成為引領當地農村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樣板。

正如作者在本書“導言”中所說：“一個好社會，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沒有窮人。塘約道路不僅僅是一個迅速脫貧的故事，塘約的變化是在集體所有制得到鞏固，黨支部的領導作用得到加強的情況下迅速發揮出優勢。前者是經濟基礎，后者是上層建筑，二者的高度統一是當今所迫切需要的。這是在基層筑牢共產黨的執政基礎，走一條使每一個農民的切身利益，都能夠得到保障的同步小康的道路。”而這，也正是人民出版社重視《塘約道路》一書的出版發行，并將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研討會的原因和意義所在。

看塘約道路心得體會四

未莊子：12月22日，月照明眸給我發來了一條信息：由中宣部《黨建》雜志社、人民出版社主辦的“塘約基層建設經驗座談會暨《塘約道路》研討會”12月10日上午在全國人大會議中心舉行。眾多理論界和文學界人士參加研討會，對《塘約道路》和塘約基層建設經驗給予很高的評價。

月照明眸：*同志要求作家朋友們“胸中有大義，心里有人民，肩頭有責任，筆下有乾坤”。王宏甲做到了，凝聚他心血的《塘約道路》受到多方關注，這部書最大意義在于給正在思考農村問題正在破解農村發展困境的人們諸多啟示。

未莊子：這條信息我也看到了，我正想發給明眸，他卻先發來了。我從小在農村生活，直到14歲才離開農村，大學畢業后，先到軍隊農場鍛煉一年，又在農村中學工作了6年，而明眸就是個農民。所以我們對“三農”非常關注，對農民傾注了感情。

月照明眸：未莊子老師雖然14歲就離開農村了，但他長期沒有離開農村生活，在軍隊農場鍛煉也好，在中學做老師也好，他總走在鄉間的小路上。農村的陰晴圓缺決定著他的喜怒哀樂。我呢，一出生就是農民，現在也是農民，對涉及“三農”問題的文學作品和理論文章有天然的興趣。所以前幾天收到王老師給我購買的《塘約道路》時非常高興。

未莊子：《塘約道路》是一部報告文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是著名報告文學作家王宏甲。

月照明眸：王宏甲是我喜歡的一位報告文學作家，他的《無極之路》就寫得非常好，這部作品曾被稱為“一出生就是經典”，問世后，成為中國第一部被全文搬到電視熒屏上誦讀的文學著作。媒體稱“一部《無極之路》打動了億萬顆心靈”。我把《塘約道路》看作是《無極之路》的姊妹篇，相信《塘約道路》會延續《無極之路》的輝煌。

未莊子：《塘約道路》說的是??塘約村是貴州省安順市壩區樂鎮的一個山村，夏季一場洪水讓這個省級二類貧困村雪上加霜。窮則思變，在上級黨委支持下，村支部發動群眾成立“村社一體”的合作社，全體村民自愿把承包地確權流轉到新成立的合作社，進而做到“七權同確”，極大地鞏固了集體所有制，全村重新組織起來，抱團發展，走集體化道路，短短兩年時間，躍入小康村行列，變化和成效令人驚嘆。

月照明眸：夏季一場洪水讓塘約遭遇了生存危機，同時也使基層黨支部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發揮。在市委書記周建琨等同志的指導下，村兩委班子團結帶領全體村民走合作之路，不僅擺脫了危機并進入小康村之列，塘約村化危為機的事實再次說明黨建在農村工作中的至關重要。

未莊子：《塘約道路》為什么會引起人們那么大的關注?在于它提出了一個重大問題：農村走什么道路才能使農民過上共同富裕的生活?

月照明眸：有階級社會的幾千年來，“耕者有其田”“均貧富”是人們的美好愿望，為了這個美好愿望有多少人不惜血灑疆場，但是從未成功過。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們才做到了“耕者有其田”，建國后的六十多年我們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的，失敗的教訓和成功的經驗都是我們的寶貴財富，隨著挖掘若干個村莊的發展軌跡我們會找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首先可以確認的是??土地公有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證。

未莊子：塘約的“合作社”是過去農村合作化的復舊嗎?不是，而且有本質的不同。

不同點在于：塘約村農民自愿將承包的土地確權流轉到村合作社，不僅土地確權，而且對農民宅基地使用權、林權、集體土地所有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集體財產權、小水利工程產權，對這七權同確。通過確權，鞏固了農村資源集體所有權，維護了農民土地承包權，放活了土地經營權。塘約人稱之為“村社一體，合股聯營” 的合作社。

這一次塘約農民合作組織起來，是以全面的權力界定為基礎，和“一大二公”的集體化道路比較起來最大的差別，那一次是模糊權力規則，實際上是模糊了產權的功能，而這一次是全面的權力界定。既保護了農民的利益，又維護了集體經濟。“一大二公”的集體化，土地無償歸集體，在某種程度上是剝奪了農民的利益。

月照明眸： 改革前“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集體化道路未能處理好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關系，尤其是某種程度上忽視了農民的個人利益，生產隊里均主義嚴重，嚴重地影響了農民生產積極性，那個時期各級政府對農村工商業嚴厲打壓，我小時候記得販賣辣椒、魚類、旱煙的小商販經常被抓，然后拍賣掉他們的貨物，說這是搞資本主義，一切帶有商品經濟色彩的行為都被嚴格打擊和制止。鄉村經濟管制太死，失去了活力。在“一大二公”的體制下農村與農業處處體現的是管理者的意志，而農民本身內生動力較小。

塘約道路產生于改革開放和工業化進程加速這個背景下，離開這個背景就沒有塘約道路，塘約村的合作社有明顯的現代企業的特點，合作社各專業隊隊長跟股份制企業的CEO差不多，社員用地入股也就成了股東。這個模式較好地處理了農民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關系，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不再是主動和被動的關系，利益的有效捆綁讓他們同心同德了。

未莊子：改革開放是從農村開始的，實行家庭承包經營，不僅極大地改善了幾億農民的生活，而且總體上使農村面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塘約的合作社是在家庭承包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改革，是建立在新的經濟臺上的。土地集中后，塘約進行了產業結構調整。合作社組建各個專業隊。農業生產團隊有四個組，共80人，多數是婦女。建筑總隊下面有12個隊，共286人，分水泥工、粉刷工、石匠、水電安裝、室內裝潢等工種，其中婦女百人。運輸隊有四十多人。這些能工巧匠大多數是外出打工回來的。他們是改革開放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

月照明眸：1981年之前，我父親做過多年的生產隊長，為集體他很操心，但是社員生活沒有多少改善，那時候一年四季吃粗糧，只有來親戚和過春節才能吃頓細糧，那時候心腦血管病少，因為每人每年吃不了幾斤油，那一會人們不用減肥，一個村沒幾個胖子。

大約1981年的時候，我父親找到了公社黨委書記，要求搞家庭承包制，那一會各級干部極少官僚主義，公社書記當即會同村支部書記來到我們生產隊開會，經全體社員舉手表決同意了搞家庭承包，公社黨委和村支部尊重了社員的選擇。承包后第一年，我家小麥鬧了一萬多斤，我家12畝多地，每畝均800多斤，那一年開始我們家全年吃上了細糧。而在承包前的那些年里畝產小麥不過二百斤上下，調整一下制度就翻了四倍，多么驚人啊。

當然家庭承包也需要進一步完善，塘約道路就是家庭承包模式的升級版，使農業的基礎地位更加牢固。

未莊子：12月26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文件里說，三權分置是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農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創新。農村改革的核心還是農民和土地的關系問題。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落實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

*說，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的利益損害了。一個是堅守土地集體所有制不改變，一個是耕地紅線不突破，一個是農民利益不受損，這是農村新一輪改革必須堅持的“三條底線”。

月照明眸：12月26日，中央下發的《關于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是繼胡溫免除農業稅、增加農業補貼以來的又一次積極作為的大動作。

土地因為有交易才能產生效益，三權分置有利于農民利益而于集體利益毫發未傷。比如，張三有幾畝地，因為外出打工不想自己種了想轉包他人，而李四、王五等想承包他的地。那張三就得掂量看誰給的錢多就包給誰。土地所有權依舊是集體的，不過是種地的人換了一下。大家各得其所不亦可乎?三權分置實質上把經營權當做了一種商品，既然是商品就得有市場，有市場就會讓有承包權的農民獲益。比如某農民是種棉高手，他可以通過市場價格轉包別人幾百畝地。我們市盧懷玉就是種棉能手，他也是18大的代表。他長期轉包大量的土地，在他自己依靠科技致富的同時也帶動了農民的再就業。試想如果土地不許轉包他人，就無法帶來規模化的經營。

未莊子：塘約經驗，為破解農村的土地權利關系，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集體所有制的實現形式，找到農民合作的道路進行了很好的探索。

解決農村脫貧，要靠政府大力扶持，但根本的要靠農民的內生動力，找到一條能夠帶領大家共同致富的路。

月照明眸： 我去年寫了一篇博文，提出過農民最終還要走合作之路才有出路，機器化的進程已經使傳統農民消失了，傳統農民是一塊地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的，現代農業基本上是商業化的農業了，耕地需要花錢請拖拉機手，收割也是花錢請收割機手，購買種子則多方咨詢看看哪一家商店又便宜又好，等等，現代農業很少活是農民自己干了。在這樣的情況下降低種地成本抵御市場風險就成為農民的重中之重了，降低種地成本必須聯合才能降低，大塊地的耕種與收割的費用比小塊地要低一倍左右。抵御市場風險更需要農民間的合作才更穩健，人多主意多、信息多、討論多。插上門過日子的農戶沒有出路。

未莊子：通過發展集體經濟，塘約村鞏固了集體所有制，進而實現同步小康，共同致富，這種做法，是對脫貧致富路徑的一種有益探索。塘約村走的這條道路，彰顯了農民的創造性，那么塘約道路能否在其他地方復制呢?這需要各地結合自身實際進行探索。中央提出要因地制宜探索農村集體經濟有效實現形式。

月照明眸： 改革開放最英明之處就是在生產關系方面政府尊重農民意愿，你這個生產隊的社員如果大多數認為“一大二公”那樣的體制好，你可以堅持“一大二公”，塘約村民認為他們的模式優越可以堅持他們的模式。目前來說大多數地方依舊是家庭承包為主，在家庭承包的基礎上怎樣深化，我依舊堅持政府要繼續尊重大多數村民意見，不搞代替決策，農民是松散型合作還是緊密型合作讓他們自己做主，自己做主的好處是，合作出現了問題人們會從自身上找原因，不會抱怨政府。

前些年我所在的生產組搞過松散型合作，就是在耕種等環節同步進行，在收割環節，誰家地里的糧食歸誰家，如此可以有效降低成本，又不會因分成果鬧矛盾，我稱這種合作為松散型合作。塘約村那樣的合作我稱之為緊密型的合作。松散型的合作不需要管理者有多高的素質。緊密型的合作需要管理者有相當的民事協調能力和市場經驗。

未莊子：塘約還有一條帶根本性的經驗，就是加強基層黨支部建設，使其成為堅強的領導核心，成為村民的主心骨。塘約村支部書記左文學說，最重要的工作是黨支部建設，重中之重是黨員的建設。他們的做法是“黨支部管全村，村民管黨員”，對黨員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監督、考核辦法。他們堅持“三會一課”制度雷打不動，增 強黨員意識，發揮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

月照明眸：據我所知，十多年來河南河北等省在村支部選舉上有所創新。黨建并不局限在黨員之間，黨支部的選舉在全村黨員之外還要加上村民代表共同選舉，當支部書記的難度增加了，這樣選舉出來的支部代表范圍廣，更容易做群眾工作。而選舉出來的支部成員不僅接受黨員一年一度的評議，也要接受村民代表的評議，當然即使如此也不免出現問題，可以說黨建無盡無休，不存在一勞永逸的制度。

未莊子：選好一個優秀的黨支部書記尤為重要。安順市委書記周建琨說：“選對一個路子，選好一把手，是重中之重。”左文學說：“選好一個路子，建好一個班子，帶好一支隊伍，用好一套政策。面貌就會大改變。”

左文學牢記黨的宗旨，全心全意為村民服務，又善于學習，有工作能力，帶好黨員這支隊伍，密切黨群關系，全體村民抱團發展，通過艱苦奮斗，走上了共同致富的道路。

月照明眸：可以說無論任何級別的政府，一把手永遠是關鍵，安順市委書記周建琨就很優秀，他提供思路，塘約村支部書記左文學予以理解消化，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善于學習的左文學和全村黨員帶領群眾探索出了適合塘約村發展的道路。

河北有個俗語說：軍長好當，村長難做。寧管一軍，不管一村。一個村莊一般都有幾百年到幾千年的歷史，世代居住于斯，人際關系比較復雜。而部隊雖然天南地北的人湊在一起，但都是入伍時間都不會太長的的年輕人，人際關系單純的多，上下級行事辦事皆有明規可循。所以說好村官不容易不簡單，*同志為什么善于處理復雜矛盾呢?一個原因就是他年輕時從農村的黨支部書記的崗位上就開始了能力歷練。

周建琨說：“選對一個路子，選好一把手，是重中之重。”太有道理了。

未莊子：塘約經驗最重要的是兩條，一是鞏固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二是加強黨支部在農村當中的領導作用。這兩條合起來才是完整的塘約經驗。塘約道路能不能推廣，一個重要前提要有一個堅強的黨支部，要有一個好的帶頭人。

月照明眸：從中央文件上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無可撼動，加強農村黨支部的建設也是中央一以貫之的既定政策。塘約現象并非孤立現象，在京津郊區農村及其他省份農村也有類似現象，我們期待更多的農村黨支部從塘約經驗上找到適合于自己村莊的發展道路。

未莊子：塘約道路是在上級黨委的支持下取得的。夏季，在塘約村遭受特大洪災的艱難時刻，安順市委書記周建琨來到了塘約村，他建議左文學成立合作社。正是在他的指點之下，塘約村才走上了集體脫貧、共同富裕之路。

前不久，周建琨被調到畢節擔任市委書記。畢節是一個貧困程度遠遠大于安順的地方。他又被派到脫貧攻堅的最前線去了。周建琨已經56歲，再過4年，也就是全國農村脫貧之日，他就退休了。

周建琨書記說：“在中國50個貧困人口有一個是畢節人，4個貧困人口貴州省有一個是畢節人。從胡錦濤*倡導的實驗區，到現在*兩父子，他的父親寫的關注畢節，到他四次批示，所以我們去了以后，在今天我們面對中國的農民，面對農村說句心里話，我們是摸著良心干事，摸著良心，不忘初心，我相信我們的農村會越來越好。”

我們向奮戰在脫貧攻堅戰第一線的周建琨、左文學這樣的共產黨員致敬!

月照明眸：塘約村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離不開三級政府的良性互動，比如左文學準備剎住村民濫辦酒席之風時，鎮黨委書記馬松說：要開頭從全鎮開始，否則塘約村自己弄而鄰村不動會給塘約村帶來壓力。鬧不好會讓左文學的努力落空，在鎮政府的幫助下左文學一班人馬成功制止了多年歪風，僅此一項就為塘約村村民每年省去辦酒席的三千萬費用。左文學去找市委書記周建琨辦事就像到鄰居家串個門那么方便。沒有如此和諧高效的上下級關系，就沒有塘約村的今天。

縣域黨建非常重要，國家的大政方針實賴于縣市政府的貫徹執行，一個高效的縣市黨委政府完全可以帶好域內村級組織，塘約村的實踐就是最好的證明。

月照明眸：“真實”是報告文學的生命，也正因為真實，一些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品起到了小說等體裁所不能起的作用，比如穆青的《縣委書記的榜樣》不知道感動教育了多少中國人。在報告文學式微的今天，王宏甲一如既往的努力令人稱贊。

未莊子：王宏甲是一位有抱負、有、有責任感的作家，他幾次深入塘約村調查，滿懷對農民的赤子之心，寫出了這部既有文學價值又有價值的《塘約道路》。

*說：“文藝要服務人民，就必須積極反映人民生活。今天，在我國960多萬方公里的大地上，13億多人民正上演著波瀾壯闊的活劇，國家蓬勃發展，家庭酸甜苦辣，百姓歡樂憂傷，構成了氣象萬千的生活景象，充滿著感人肺腑的故事，洋溢著激昂跳動的樂章，展現出色彩斑斕的畫面。廣大文藝工作者大有可為，也必將大有作為。”

有出息的作家、有作為的作家，都應該深入到生活中去，深入到群眾中去，飽含激情，為時代而歌，為人民而歌，為祖國而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