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約道路心得體會范文一

我是在中國作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讀到王宏甲這本新書的。當時坐在我旁邊的一位作家說，王宏甲的名字我知道，但這本書的名字我看不懂，我知道有協約、違約、公約、條約，不知道還有個“塘約”。我告訴他，塘約是貴州安順的一個村，一個帶著泥土氣息的名字，村里應該是有塘的，不光有塘，還有兩條河，一條叫洗布河，一條叫塘耀河，洪水一來兩條河的水就暴漲，把村里的田地都淹了。“塘約”也可以理解成一種約定，一個由村里共產黨員帶頭、老百姓共同響應，改變貧窮落后面貌的盟約。靠著這種約定，他們齊心協力共同奮斗，走出了一條中國農村脫貧攻堅的道路，一條實現富裕幸福夢想的道路，一條具有農村發展典型意義的道路。塘約道路既不同于華西村模式，也不同于小崗村模式，但兩者的成功經驗都在這里得到借鑒。塘約是革命老區，是紅軍走過的地方，是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地方。王宏甲通過塘約困惑、塘約經驗、塘約模式、塘約道路，講述了*在基層的成功實踐。這是我講的第一個關鍵詞??中國道路。

王宏甲是講故事的高手。書中有這樣一段：“當晚，(左二牛的)父親主持家庭會。父親問兒媳婦：這個村主任，你同意不同意他干。兒媳婦說：他想做的事就做吧，我從來都沒攔著他。父親說：村干部要付出的，沒有你支持，他干不下去。兒媳婦問：咋支持?父親說：你就支持他兩點，一是他有事，隨時要走的，你不能拖后腿;二是有人來找，端椅倒茶要及時，找你吵架，你也必須先倒茶。兒媳婦說可以。然后問二牛什么態度。二牛說牛還在。父親說：沒必要老想著掙錢……你有機會給大家做點事，是福氣啊!……第四天，二牛就把牛全部賣了，開始當村主任。”一段樸素的白描，描繪了一位令人肅然起敬的老共產黨員、老農民、老父親形象，描繪了一位敢于擔當的年輕村干部形象，描繪了一位樸實、明理的農村媳婦形象。這個家庭會的故事讓人想落淚。像這樣的故事，書中有很多。王宏甲的白描功底很深厚，字里行間，讓我們似乎讀到了柳青的《創業史》、浩然的《艷陽天》、孫犁的《荷花淀》。通過一本書講述一個村莊的故事，講述中國社會的故事、改革開放的故事、普通百姓的故事，展示波瀾壯闊的畫卷，這是《塘約道路》的意義。這是我講的第二個關鍵詞??中國故事。

故事的主角當然是人物。《塘約道路》的故事是從村支部書記左二牛、村委會主任彭遠科、時任安順市委書記周建琨寫起的。一場百年未遇的大洪水，使三位基層干部不期而遇地集中在一個畫面里，讓我們知道了什么叫身先士卒一馬當先，什么叫赴湯蹈火義不容辭，什么叫主心骨、定盤星、壓艙石、頂梁柱，什么叫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和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村莊是中國社會一個最基本、最基層、最基礎的單元，是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的落實終端、執行終端、受益終端，基層組織、基層政權至關重要。在11人的干部會上，大家對合作社、就醫、就學、基本建設、土地流轉中心等問題的認識，使我們看到，中央一號文件是如何落地的，*在小崗村提出的“四個不能”是怎樣實現的，農村深化改革、基層民主建設是如何推進的，中央八項規定、反對“四風”在基層是怎樣落實的。一句話，《塘約道路》讓我們看到，實現農村脫貧、全面建成小康、復興民族偉業，領導力量在黨，骨干力量在黨員，依靠力量在人民。這是我講的第三個關鍵詞??中國力量。

中國道路、中國故事、中國力量，是王宏甲這部《塘約道路》最突出的三個主題，是對*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新戰略的生動注解和詮釋。前兩年，王宏甲曾有一本《人民觀??一個民族的品質》一書，書里梳理了從堯舜禹、湯文武等中華先圣的民本，到毛澤東為人民服務的，再到*的人民觀，視野宏闊，思考深邃，性強。這部《塘約道路》可以說是《人民觀》的農村版、基層版、實踐版。人民是社會實踐的主體、歷史舞臺的主角，是書寫歷史的主人、推動進步的主力，謳歌人民就是贊美英雄。我認為，王宏甲用他那飽含深情的筆，再一次為我們塑造了人民的群像、英雄的畫卷。

塘約道路心得體會范文二

由中宣部《黨建》雜志社、人民出版社主辦的塘約基層建設經驗座談會暨《塘約道路》研討會12月10日上午9時在全國人大會議中心舉行。

1，重走集體化道路，兩年發生了巨大變化

“塘約村是安順市壩區樂鎮的一個山村，夏季一場洪水讓這個省級二類貧困村雪上加霜。窮則思變，在上級黨委支持下，村支部發動群眾成立“村社一體”的合作社，全體村民自愿把承包地確權流轉到新成立的合作社，進而做到“七權同確”，極大地鞏固了集體所有制，全村重新組織起來，抱團發展，走集體化道路，短短兩年時間，躍入小康村行列，變化和成效令人驚嘆。”

窮則思變，物極必反，塘約村重走集體化道路，兩年發生了巨大變化。這個變化的兩個重要原因是，一是集體化道路，二是塘約村黨支部的領導，用塘約村支部書記左文學的話說：“選好一個路子，建好一個班子，帶好一支隊伍，用好一套政策。面貌就會大改變”，首先是集體化道路的正確，第二是黨支部班子領導的正確和堅強，第三是黨支部隊伍和塘約村共同富裕繁榮村民隊伍，第四是“用好政策”。

這個“用好政策”里有個策略，本來，土地是集體所有，重歸集體所有就是最簡單的物歸原主，策略上不能不“適應政策”，非要拐著彎說成是“承包地確權流轉到新成立的合作社”，雖然邏輯不通，但策略效果很好，得到了上下一致的贊同。

2，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中國共產黨革命取得的最偉大的制度性財富

“從塘約農民的實踐中看到，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中國共產黨革命取得的最偉大的制度性財富。”

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中國共產黨革命取得的最偉大的制度性財富，但它只能是共同富裕的最偉大的制度性財富。這個巨大財富在絕大多數農村被破壞了，而在塘約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在重走集體化道路的共同富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3，很通俗的好壞社會的區別

“一個好社會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沒有窮人。”

資本主義有富豪絕不是好社會，因為少數富豪的富裕是建立在絕大多數貧窮的基礎之上的。*是好社會，是共同富裕，當然是既沒有富豪，也就沒有窮人了。

以此來區別好壞社會，毛澤東時代的*就是好社會;復辟資本主義，少數人“先富”就絕不是好社會。

4，堅強的村黨支部就是領導窮人鬧翻身，舉全村之力脫貧，豈能允許極個別“先富”?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是為窮人謀利益，一個村莊最大的成就不是出了多少富翁，而是沒有貧困戶，什么是政績，是在黨支部的領導下，舉全村之力幫助最后一個貧困戶脫貧，這才是最大的政績。”

5，共產黨打土豪，共富裕，豈能再造富翁?

“共產黨不是造富翁的，是要解決幫助窮人使他富起來，要關心的是窮人。”

6，塘約就是復興農業集體化的道路

“復興是把曾經優秀的、丟失掉的找回來，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是要繼承光榮傳統。”

7，塘約運用“脫貧”政策實現脫貧的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兩條

“脫貧的背后根本原因就是集體所有制經濟得到發展，黨支部的領導作用得到了空前的加強和發揮。”

8，共同富裕的“嶄新的格局”調動了絕大多數的積極性

“嶄新的格局使外出打工的絕大多數青壯年返回家鄉重建家園，開車的都回來了，一組織200多個駕駛員成立一個運輸公司，做木匠的、做泥水的、搞油漆的、搞裝修的這些回去了，組織一下800人，還有流水線上打工的婦女回去，350人，一個村莊的產業結構調整了，如果沒有組織起來，不是在黨支部的領導下怎么進行這樣的調整。”

9，最積極最踴躍的先進力量是“債民”

“因貧困欠著債的，他們塘約村有一個說法叫“債民”，債民在他們村有30%，一說成立合作社，這30%的債民是報名最踴躍的，越窮的人越報名參加，越擁護，覺得合作社是他的靠山。”

10，集體化道路得人心，把鄰村村民吸引過來

“現在塘約村發展以后，大屯村的農民相約把他們的土地流轉到塘約，像投奔糧商一樣，就投奔到這個地方來”

11，以往的扶貧實質上“幫富不扶貧”

“以往的扶貧通常會考慮扶貧資金投下去要見效益，那就要有項目，什么人能做項目，就是能人，能人聯合比較有本事、有資金的人，這叫強強聯合，經過幾輪強強聯合以后，圈里沒有人聯合的就更窮了，這種做法是幫富還是扶貧?”

12，當前三農問題最重要的就是兩條，離開集體化和農村黨支部領導就沒有農村脫貧的出路

“最重要的就是兩條，一是鞏固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二是加強黨支部在農村當中的領導作用。包括上級黨委的支持，前者是經濟基礎，后者是上層建筑，二者的統一就是當今迫切需要的。”

13，塘約的榜樣的意義就在于貧困地區通過集體化走向共同富裕，因此可以普遍學習的榜樣

“就塘約本身在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的做法，我并不感到新鮮，我也見了很多全國的典型，包括我自己寫過的，有一點我特別震撼、震動、思考，是因為貴州這個地方。跟我蘇州的家鄉、華西村的家鄉完全是不同的，我也沒想到在貴州那么一個貧困的地方也出現這樣的情況，所以我覺得非常贊同。”

14，王宏甲寫出“塘約的道路”的報告文學是今天少有的文化精品就在于是真正為工農寫作

“王宏甲作為一個優秀的老報告文學作家，我們的年齡都不小了，我們依然還腳踏著自己充滿感情的腳步去走到偏僻的山村書寫著貧困人民的變化，這種精神我認為作為作家，作為藝術家，我們也應該給予致敬”

15，農村基層黨支部建設實際上“很多地方已經是沒有了”，塘約黨支部建設“牢牢掌握在共產黨的手里”是“特別重要的問題”

“現在的農村基層建設在很多地方已經是沒有了，已經是失去了中國共產黨執政最基本的基礎，而在塘約這個地方，是牢牢掌握在共產黨的手里，而且給了我們人民以希望，這樣的典型是在全國很多基層當中要推廣和宣傳的，這是特別重要的問題。”

16，對“全國各地每一個貧困地區那些脫貧”的質疑和對“塘約道路”真正脫貧的堅信和敬佩

“全國各地每一個貧困地區那些脫貧的人民是不是真正脫貧了呢?這實質上也是要打很多問號的，塘約給我們看到的是扎扎實實的，是可以十年、二十年甚至于幾代人徹底改變貧困的景象和基礎，這是了不得的，這是叫真正的脫貧。”

17，安順市周書記和塘約左文學書記在重走集體化道路上的責任和使命令人敬佩

“周書記、左文學他們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優秀的共產黨人以自己的赤忱之心和崇高的信念完成了他們應該完成的這種責任和使命。”

18，王宏甲的報告文學塑造了一個走集體化道路的群英像

“塑造了左文學這樣的人物，為了大家的利益可以不要工資等等，個性是非常鮮明的，他把大家組織起來，調整產業結構，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這個人他繼承了父輩為鄉親服務的精神，用自己獨特的智慧，用自己的初心、韌勁，走在改變鄉村路和面貌的道路上。在這條路上，他一直在奔忙、一直在奉獻。從他的描寫當中，這是一個非常有智慧的人，他訂立的鄉約，執行的政策，既符合當地的實際，又深深的了解他周圍的這些農民。”

19，農村“新的道路”在哪里?

“自從小康村承包到戶之后出現一個新的面貌，但是這之后呢，我們是否都在尋找一種新的方式，一種新的道路，我看并沒有尋找得到。我們很多地方雖然造就了很多富豪，造就了很多大的企業、私人企業，但是我們的貧困面貌，很多貧困地區的面貌不但沒有富裕起來，反而更加的貧困。”

小崗村包產到戶之后究竟如何呢?有目共睹的是分散的小農經濟的農村的長期停滯造成嚴重的三農問題。“新的道路”至今沒有找到!很多貧困地區的面貌不但沒有富裕起來，反而更加的貧困!

20，不少地方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不少地方的變化是依靠權力，哪個領導重視，領導去視察了，帶去了很多的資金，帶去了很多的錢財所以改變了。有一些地方靠政策，給了一個特殊的政策，面貌改變了。還有一些地方資本注入了，土豪來了，土豪把老百姓的地都買走了，老百姓和土地沒關系了，所以改變了。”

21，只有重走集體化道路才是中國農業的唯一出路

“但是跟剛才我說的這一切相比，塘約不是這樣的，塘約是重新組織起來走集體化道路，大家抱團取暖、抱團發展的道路，他們能夠發展和能夠改變的動力是內生動力，是雞蛋變成了小雞，而不是人工受精產生的，塘約的道路確實是值得我們很好的研究，值得我們很好的推廣和學習。”

22，“走合作化的道路”??只有集體化道路才能夠救農村，救農業，救農民!

“水災來了，把塘約村沖得一干二凈，窮得不能再窮的地方怎么辦，要尋找一條道路，這時候周建琨書記跟左文學同志講可以走合作化的道路，這時候左文學在周書記走的時候大哭一場，給我了一個希望和一條新路，從此就踏踏實實、不計報酬、不計利益帶著村民干事”

23，農民窮則思變，在不能再窮的時候找到了自己救自己的道路

“他們確實是窮則思變，不能再窮的時候找到了道路、方式、方法，他們的方式方法就是依靠黨的領導，發動群眾，艱苦奮斗，用自己的力量來改變自己的命運。”

24，共同富裕的集體化道路必然越走越寬

“《塘約道路》在畢節、在安順、在塘約剛剛開始。我想，這樣一條道路是越走越寬，從走到全國很多邊遠的山村和窮困的地方去，甚至于走到城市來”

25，農村的“993861”部隊如何“小康”?

“這些留守鄉村的群體叫做“993861”部隊，99是老人，38是婦女，61是兒童，這個問題解決不了，以人為本就是一句空話，小康社會就永遠只是目標，人民的幸福感就難以實現。”

26，代表窮人領導窮人翻身才是“黨的先進性”和“黨的宗旨和目標”

“以左文學為班長的塘約村的黨支部他們用他們自己的言行生動而具體的闡釋了什么是黨的先進性，什么是黨的宗旨和目標，黨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密不可分的，根本就是一體的。”

27，私有化解決不了“公的部分如何歸屬”問題，只有集體所有才是公有土地等公有生產資料的唯一正確的歸屬

“塘約是非常好的解決了對于公的部分如何歸屬?如何分享?如何占有?這是第二個問題，在塘約的探索里面是非常值得總結的，如果不解決公的問題，或者公的部分被少數人占有，或者以私的名義占有公，這個問題不僅僅是在我們的城市地區，在農村地區這個問題也非常嚴重。”

28，離開農業集體化，基層農村黨支部建設“事實上現在是處于無解的狀態”，南街村華西村周村劉莊塘約等的集體化道路是基層農村黨支部建設問題能夠圓滿解決的唯一正確答案。

“整個包產到戶改革以后，尤其是隨著人口的流動以后，黨支部如何在村莊去治理我們整個最基層的社會，事實上現在是處于無解的狀態。”

塘約道路心得體會范文三

《塘約道路》由報告文學家、著名學者王宏甲所創作，是記錄貴州安順一個窮山村在黨組織帶領下，如何從災難之后的一窮二白中，通過重拾集體化道路，重拾鄉約民俗，重拾村民自治，實現驚人蛻變的一篇寫實報告文學。全文用字簡練、文筆樸實、寓意深刻，讀后發人深省、使人振奮、催人上進，個人認為是年以來被穿越、玄幻、盜墓、神劇充斥的現代文壇濁世中難得的一股清流。作為一名基層三農工作者，對文中所提及的諸項事宜，感觸尤深。一些體會、幾點思考，以饗讀者。

一：從改革到深化改革

“我們為什么不成立一個土地流轉中心?”左文學說，“通過流轉，把承包地重新集中到我們辦的村合作社。”

話說到這，大家發言熱烈。有人提出疑問：“把分下去的承包地重新集中起來，是不是走回頭路啊?”

左文學說：“我想過了，以前那叫改革，我們這叫深化改革。”??《塘約道路》第26頁

與39年前鳳陽小崗村的嚴俊昌們所承擔的巨大政治風險相比，今天的左文學們無疑要幸運的多。將40年的變遷，“改革”二字在我國早已從敏感詞成長為時髦詞，并正逐漸演變為通俗詞。改革從增量轉向存量，從淺洼地帶步入深水區域。而人們對于改革二字的聚焦點，也已從彼時的方向性選擇的關注，轉移到了對進度與力度的關切。

民之所望，即為施政所向。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這樣一種方式，向黨內外、國內外回應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要不要繼續改革、如何繼續改革、怎樣繼續改革等重大問題。

一時之間，改革再度成為風靡全國的熱詞，從農村到城市各個領域、從省到市到地方各個層面，新一輪的改革浪潮不斷掀起。

當然，改革就意味著變化，就面領著新的選擇，就會有爭論、有質疑，各個領域莫外如是。在三農領域，學界、政界也出現了各種爭論，集體所有制該不該保存、糧食安全重要性是否如故、耕地紅線該不該堅持……

真理是越辯越明的。只不過，總有一些道理需要我們緊記，總有一些底線需要我們堅守。

4月，*在小崗村農村改革座談會上強調，“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三改一損”，體現的正是最高決策層對今時農村改革形勢的審度和對各式呼聲的正確回應。

“是不是走回頭路”?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得想明白，我們為什么要改革?

我們為什么要改革?*指出，我們推進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讓國家變得更加富強、讓社會變得更加公正義、讓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改革，是為了消除桎梏、提供動力。

39年前分田到戶是正確的改革，因為當時的分配制度和產權不清壓抑了人的生產積極性，束縛了生產力，而分田到戶所做的，其實就是釋放了人的積極性。

今日的農村與當時的農村早已大相徑庭。今日農村，青壯勞動力向城市聚集，在農村的都是出不去的和出去了留不住的，這些人或目見或耳聞，大都已知曉外面世界的精彩與無奈，他們一遍遍仰望隔壁村老王家搬磚掙錢修起來的小洋樓，又一次次慶幸地唏噓著姚員外投資失敗血本無歸的典故。他們不甘寂寞，卻又安穩于此，期望改變，但從不主動求變。

從這個意義上說，塘約的老農民們應該感謝那一場洪水，因為它讓他們沒得選擇，只有聯合起來，尋求改變。

農民重新聯合起來，不是回到“一大二公”吃大鍋飯，而是以歸屬清晰、權能完整、流轉順暢、保護嚴格的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為保障，將所有權明確到集體、承包權明確到戶、經營權明確到土地合作社，通過優化土地資源配置，培育自主經營主體，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帶動現代農業發展、增加農民收入、建設*。

這就是深化改革。

二：多出了3289.5畝

還有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塘約村在土地確權之前，全村的耕地面積是1572.5畝，從土改到人民公社，到家庭聯產承包制時期，一直是這個數目。這次經用儀器測量和土法丈量后，確認的全村耕地面積是4862畝。

沒錯，多出了3289.5畝。??《塘約道路》第42頁

這段話，王宏甲后來在海淀區某大學做報告演講時也多次提及。我想了很久，也不敢說自己有多么理解他作為一名“局外人”，反復提及這段話、這兩個數字的真實意義。我只知道兩點，確權以后，農民的地多了。以及，過去的就過去了。

土地確權，是指對土地所有權、土地使用權和他項權利的確認、確定，是對農民集體、農民與土地長期穩定的產權關系的確認。確權之前，歸屬不清、情況不明，造成了幾十年來的糊涂賬。確權之后，土地權屬清晰、管理方便規范、農民積極性提高、農民權益得到維護。

過去的就過去了。對既成事實的尊重，需要一種勇氣，體現了一種智慧。尊重歷史，是為了更好的開拓將來。

由此及彼，聯想到另一份重磅文件《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中提到，以發展眼光客觀看待和依法妥善處理改革開放以來各類企業，別是民營企業經營過程中存在的不規范問題，對“原罪”的寬恕，何嘗不是體現了一種胸襟與智慧。

三：你是精準扶貧對象

谷掰寨有個王學英，丈夫七年前因肝炎惡化死了。家里留下四個子女，最小的不到兩歲，最大的不到十歲。為給丈夫治病，家里還欠下六萬多元債……

她成了建筑隊拌灰沙的副工，同時還負責做飯給建房的工人吃。這樣她就有工資，一個副工一天工資是120元。

政府給她建的新房子有120方米，在她看來，這就是天堂一般的房子了。她說她做夢都沒想過怎么有這樣的好事。

左文學告訴她，她是精準扶貧對象。??《塘約道路》第46、49頁

精準扶貧是粗放扶貧的對稱，是指針對不同貧困區域環境、不同貧困農戶狀況，運用科學有效程序對扶貧對象實施精確識別、精確幫扶、精確管理的治貧方式。一般來說，精準扶貧主要是就貧困居民而言的，誰貧困就扶持誰。經過多年的扶貧工作，現在剩下的都是“硬骨頭”。

精準扶貧的意義，不僅在與將大水漫蓋變成了滴灌，明確了扶貧對象，提高了施政效率，更在于因人施策，變輸血式扶貧為造血式扶貧。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許多年來指望在農村“用先富帶動后富”迅速實現農民脫貧思路的一種糾偏。畢竟，“打鐵還需自身硬。”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正如王宏甲所說，一個好的社會，應該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沒有窮人。

四：這是村民代表大會決定的，是村民自治

(塘約村村支書左文學在浴桶里想出個村規民約：紅九條)

每一條都是警戒的紅線，誰踩了紅線，就被“拉黑”。

違反九條中的任何一條，就被列入“黑名單”管理。一旦列入，“該戶不享受國家任何優惠政策，村支兩委也不為該戶村民辦理任何相關手續。”

“這是村民的基本權利，不能不給辦吧。”

回答說：“這是村民代表大會決定的，是村民自治。”??《塘約道路》第70、74頁

“村民自治”的官方提法始見于1982年我國修訂頒布的第四部《憲法》第111條，其中規定“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自治性組織”。當時的設想應是為了應對人民公社解體后鄉村組織陷于癱瘓或半癱瘓狀態、鄉村社會嚴重失序的現實。通過村民自治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兩大制度的聯接，為村莊發展提供社會秩序，為農村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破解“三農”難題、實現農業和農村的現代化。

然而，現實卻不盡如人意。尤其是年以來，官方權力被關進制度的籠子，農村基層自治組織卻并未能夠迅速、有效、完全接管留下的權力真空地帶，而是被地方黑惡勢力分走一大杯羹，例如聊城辱母殺人案中的涉黑高利貸勢力。村民自治出現“失靈”甚至“失控”的窘境。

“西湖學者”陳剩勇曾經總結村民自治制度失靈的五個原因：其一，村民自治制度不是中國農村社會和農民階層自發生長的秩序，而是自上而下推動的產物，缺乏必要的本土資源，包括傳統、文化和俗的支撐，很容易水土不服。其二，目前的農民，總體上小農意識依舊根深蒂固，民主與法治意識不足，契約精神和合作能力有待提高，要求他們自治村莊，“未免有點強人所難”。其三，農村精英的大規模流失，加劇了中國農村的治理危機。其四，各級黨委和政府在推進鄉村民主過程中，普遍“重選舉而輕治理”。其五，村民自治和鄉村民主建立在城鄉二元體制的基礎之上，村民自治制度與鄉鎮政府管理體制，可謂是一個農村，“兩種制度”。“如村委與黨支部關系的緊張，村委會與鄉鎮政府關系的不順，等等，其根源都可追溯到鄉村地區的制度環境。”

回應一下陳教授的“五個原因”：其一，馬克思主義也是舶來品，結合中國實際，也能煥發勃勃生機。其二，“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其三，人是用腳投票的。年以來，外出就業農民工數量增速明顯下降，、分別只增長0.4%和0.3%，農民工返鄉與就務工趨勢上升相應。在外積累了經驗、技術的返鄉就業、創業人員可以帶動農村社會治理。其四，重選舉而輕治理不是，更不是農村獨有。其五，我們正在大力打造堅強有力的基層黨組織。“黨支部管全村，村民管黨員”。

新的自治體制的效能正待驗證，但是我相信一點，在今日中國，如果黨都辦不成的事，那也不用指望別人。

對現狀不滿，往往就會懷念過去。例如，2月的亞布力論壇，任志強、馮侖等商界大佬呼吁恢復鄉紳制度，認為“有鄉紳就留得住鄉愁，沒有鄉紳就留不住鄉愁，沒有鄉愁。”

毋庸置疑，鄉紳文化在我國農村曾經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千年以來，鄉紳“在國家政權對基層鄉村社會控制相對薄弱的情況下，充當了政府與鄉民之間聯系的重要中間角色，兼顧政府和地方利益，為維系地方鄉村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費孝通先生的中國社會“雙軌政治理論”也認為，自上而下的皇權與自下而上的紳權和族權行運作，互相作用，形成了“皇帝無為而天下治”的鄉村治理模式。

古代鄉紳,大多是告老還鄉的官員,榮歸故里的商人，或是德才兼備的長者，在暮年為故里發揮余熱、澤被后人，無可厚非、令人敬仰。但是今時今日，鄉紳文化并不具備快速培育發展的土壤。從塘約的實踐我們能夠得出結論，靠得住的，只有黨、集體和自己。

對現狀不滿的正確打開方式，應當是努力開創未來。

五、婦女們因丈夫的回鄉而精神煥發

嶄新的變局使外出打工的絕大多數青壯年返回家鄉重建家園，先前撂荒的土地全部種上，“留守兒童”的生活結束了，婦女們因丈夫的回鄉而精神煥發。??《塘約道路》導言第2頁

留守老人、留守村婦、留守兒童，這是城里人腦海中農村的標簽，也是農村的現狀。

劉燕舞的《農村老年人自殺的社會學研究》中曾提及，湖北京山縣，一個在外打工的兒子請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親。兩三天過去，發現父親沒有要死的跡象，兒子就問父親：“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請了7天假，是把做喪事的時間都算進來的。”老人隨后自殺。

留守村婦，承擔著過量的家庭物理壓力，同時也面臨著生理、心理上的缺失和安慰，更遭受著來自外界不安全和不良因素的影響。在家庭倫理、社會道德、個人自律、社會規范中，經受著物質、精神、心理的巨大挑戰和誘惑。

2012年9月，教育部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義務教育階段存在留守兒童2200萬。由于父母長期外出，留守兒童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滿足，遇到心理問題得不到正常疏導，極大地影響了其身心健康形成人格扭曲的隱患，導致兒童行為慣較差，并且極易產生心理失衡、道德失范、行為失控甚至犯罪的傾向。北方某省的一項調查顯示，在青少年犯罪中留守兒童所占比例已高達20%。

而對于那些青壯勞動力來說，一邊是回不去的故鄉，一邊是融不進的城市。

我們該做點什么呢?

讓農民融的進城市，也回得去農村。

要進城的，要讓他們帶著資產進城，帶著一家老小進城，成為新市民，并且，在農村還要保留他們的權益，他們的權益，由集體來負責，政府來監督。

要回村的，要讓他們有事可做、有錢可掙、老有所養、學有所教、病有所醫。這些公共服務與公共產品，政府要出力、集體要出力、社會也要出力。

塘約道路心得體會范文四

塘約村走集體化道路，才短短兩年，就由省級貧困村躍入小康村。至于江蘇省的華西村、山西省的大寨村、河北省的周家莊、湖北省的官橋村、深圳的南嶺村、杭州市的航民村、湖北省的洪林村、黑龍江省的興十四村、陜西省的陽山莊、河南省的南街村、云南省的大營街、天津市的西雙塘村等等，這些各地的第一村、最富裕的村、共同富裕的村、社會和諧的村，都是堅持走人民公社集體化道路的村莊，甚至是萬戶農民摁血手印，堅決要走集體化道路的村莊!相比引領中國改革潮頭的“包產到戶”，經過30多年的實踐，無一個成為富裕村，無一個成為共同富裕的村，這到底有什么經驗教訓要總結?現在到了該理智和冷靜回頭審視，實行“包產到戶”風風雨雨的時候了!

一、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五大效應

《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兩個決裂”清楚地表明：徹底改變私有制性質，這是共產主義運動獨有的;致力于建立嶄新的公有制，這是無產階級革命獨有的特征。為在中國建立公有制，中共前赴后繼流血犧牲不懈的追求，僅犧牲有名有姓的共產黨員就達400萬;在中國農村建立集體經濟，是千古未有的偉大革命，是波瀾壯闊和艱難困苦的偉大實踐。

1.毛*親自主抓農村人民公社。1958年8月上旬，毛澤東到河北、河南與山東等地視察，與當地負責人談到“小社”并“大社”問題。毛澤東說：“看來‘人民公社’是一個好名字，包括工農兵學商，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眾喜歡的名字。” 毛澤東不僅為人民公社起了名，還做了題詞：人民公社好!

1962年9月27日，毛澤東主持八屆十中全會討論了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問題，全會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也明確規定：農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組織，是我國*社會在農村中的基層單位，又是我國*政權在農村中的基層單位。

2.人民公社取得巨大成果。對于人民公社取得的巨大成果，突出體現三點：

一是為建設新中國提供9000億資金。通過人民公社集中勞動和集體分配，僅“統購統銷”就為中國工業化提供了7000--8000億元資金，算上繳納的1000多億元農業稅，就是9000億資金，按當時的黃金比價，至少相當于現在的70多萬億元!當年，打一場抗美援朝戰爭，中國才投入69億元人民幣，包括買蘇聯武器，那時的錢多值錢!改革開放之初，全國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才9600億元。我們今天應滿含熱淚的問一問：若沒有農村集體經濟貢獻的9000多億資金，怎么能建立起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要像現在的農業，不僅不收錢，還給補貼，也不投入任何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那人民公社貢獻就太大了!

二是修建的水庫占中國的90%左右。毛澤東時代，依靠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征地、動遷不花錢，發動億萬群眾建設了數不清的水庫。根據國際大壩委員會規定，壩高超15米，或庫容超300萬立米、壩高在5米以上為大壩，全球有約5萬座大壩，其中中國有22000多座，占全球44%。全球100米以上的大壩共851座，其中中國有130座，占15%。(毛澤東時代修建的水庫占中國的90%左右，占世界的40%左右)為中國抗洪防洪起了決定性作用，為廣大農村提供了灌溉用水，為各個城市提供了清潔水源。最，王岐山有個講話，特別提到毛澤東時代建設水庫，他很動情的說，若是現在來建設這些水庫，我們連動遷費、征地費都拿不起!

三是全國人民吃了三年國庫的陳糧。毛澤東逝世時，我國既無內債外債，又無通貨膨脹，國庫里留下了5000多億斤糧，還留下了500多萬噸棉花，這些實物就相當于現在的幾萬億。這些留下的糧棉，都是人民公社的成果，以至1978至1980年“害的”全國人民吃了三年陳糧。

3.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產生五大效應。應該說，毛澤東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在農村建立起人民公社，絕對來之不易，它所起的立體效應，也絕非僅僅局限在經濟層面，更體現在“五大效應”。

一是轉變效應。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向*革命和建設轉變。或者說，建立新中國后，是停留在資產階級性質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還是繼續革命搞*，建立人民公社就是分水嶺。建立人民公社，無疑是從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到繼續進行*革命和*經濟建設的重大內容和形式。

二是發展效應。建立人民公社搞集體經濟，根本意義在于要搞農業現代化。搞集體經濟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化的過程和手段，不僅有利于農村經濟效益的發展，更為今后農業向機械化進軍開拓出廣闊空間，為大批知識青年建設農村提供載體，為現代科學技術和現代經濟管理運用到農村提供廣闊天地。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再過100年也不會有農業機械化，也無法負載知識青年建設新農村。

三是完善效應。在舊中國那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地，農村組織結構的政權、族權、神權、夫權，“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要建立一個新型的*，必須有完善的社會組織結構和管理結構，才能取代舊中國的農村治理結構。而建立人民公社則能取代幾千年的農村社會模式，讓廣大農村有效納入社會管理和相互幫助的體系之內。

四是組織效應。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而農民問題的核心是組織問題，沒有組織的農民，那是一盤散沙。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實際有著清醒地認識，根本在于他對農村農民農業有深刻和清晰的認識。建立人民公社進行*革命，更能將農民組織起來，自覺地成為建設新中國的主力軍，自覺地成為工人階級的同盟軍，自覺地成為新中國的主人。

五是均衡效應。舊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地區差別極大，城鄉差別極大。如何在均衡發展中，實現可持續發展?1956年2月后，毛澤東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先后聽取了中央34個部委的匯報，寫出了《論十大關系》，同年4月25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系》的報告。核心講的就是正確處理十大關系實現衡發展，第一個關系就講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第一個關系則講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1958年出現的人民公社，作為具有多功能的小城鎮，它是工業、商業、文化教育事業的承載體，也是人口聚集的節點。這對縮小城鄉差別，均衡社會與經濟發展，起到生長點、連接橋梁和均衡器的作用。

人民公社不僅是政權形式，是社會管理形式，還是經濟形式，行政區劃的小城鎮存在形式，也是重要的社會組織形式。毛*在第一個人民公社出現時，就曾明確指出：“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商業)、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基層單位。”

二、圍繞解散人民公社引發的黨內之爭

當然，人民公社也有其不可否認的弱點，那么，是對其進行改善呢?還是徹底否認?

1、要不要解散人民公社?據調查1979年的人民公社30%經營良好，30%表現極差，40%有發展潛力也存在危機。著名美籍華人韓丁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合作化能取得30%的成功已非常難得”，這30%意味著有2.4億人，能達到較高生活水并富裕起來;而通過政府援助、專門指導和辛勤工作，另外貧窮的2.4億人也能生活得很好;這也同樣適用于中間40%的農民。

在那種情況下，可不可以將偏遠山區、人員分散地區、經濟落后地區的集體經濟解散，而將經濟發達地區，土地面積集中地區，集體經濟強大地區的人民公社保留下來?將經營好的人民公社保留下來，將經營極差的解散?規模過大的集體經濟，可不可以適當縮小?最終要不要解不解散人民公社，可不可以尊重農民自愿選擇?

2、中央高層意見分歧。要不要實行包產到戶?要不要解散集體經濟?時為中共中央副*，又長期主抓農業的李先念明確表態：“包產到戶不宜提倡，中國單干了幾千年，還是沒糧食吃，還是受窮嘛。”

1979年初，國家農委召開七省(廣東、湖南、四川、江蘇、安徽、河北、吉林)三縣(安徽全椒、廣東博羅、四川廣漢)農口負責人座談會，討論包產到戶。會議期間，《人民日報》以編者按語的形式，在頭版發表時任國務院主抓農業的副總理王任重，就包產到戶問題寫給《人民日報社》的一則批示：“態度要明朗，號召大家不要搞包產到戶，已包的說服引導，回到集體經濟。”

尤其，1980年9月在中央召開的省市區第一書記座談會上，更發生了“陽光道和獨木橋”的激烈爭論。黑龍江省委書記楊一辰講話主張集體化，貴州省委書記池必卿說：“你走你的陽光道，我走我的獨木橋”。

征求北京、廣東、廣西、湖南、湖北、吉林、遼寧、山西、河北等省的意見，很多人都認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做出了充分肯定農村集體化取得偉大勝利的結論，農村集體化中出現的錯誤已經糾正了，希望中央在貧困和非貧困地區之間設個閘門，以免包產到戶自由蔓延。

4、農村改革摧毀了農村集體所有制。而從1978 年以小崗村包產到戶為標志，趙紫陽等人在四川和安徽將“家庭聯產承包制”迅速擴大。1980年9月趙紫陽當總理，面對第一書記座談會的爭論，面對從上到下的強烈反對，趙紫陽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徹底否認人民公社，并通過“不換，就換人”的高壓政治，堅決把廢除人民公社進行到底!

可中央一號文件明明白白寫到：“要順從群眾意愿，不禁止自愿選擇家庭承包”。可趙紫陽根本不尊重各地農民意愿，在全國強行推開否定人民公社的改革。如，大連地區經濟發達，很多農村集體經濟強大，農民根本不愿意分田到戶自己經營。可趙紫陽在大連視察時，竟嚴令農村要將每一棵果樹都分到個人。在趙紫陽的直接推動下，中國掀起一場消滅農村全部集體所有制的運動。

三、“包產到戶”的惡果在不斷凸顯

生產隊社員正在領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合同書

這場農村改革不管講的如何天花亂墜，核心就是“一刀切”的分田分地，將集體經濟全部否定，將人民公社全部干黃!這場改革比當年“土改”還徹底，以致今天全國只留下兩塊人民公社的牌子，成了國家一級文物。

1、小崗村分田到戶給安徽帶來連年減產。上世紀70年代前中期安徽一直是全國主要糧食調出省，1976年安徽人均糧食產量比全國高20%以上。可自1978年安徽小崗村分田到戶后，安徽1977-1980年農業無一年不拖全國后腿，第一產業GDP4年下降7%，4年內全國糧食增產12%，而安徽減產13.7%，到1980年，安徽已成全國主要糧食調入省之一，人均產量比全國均水低10%。無獨有偶，四川省也是如此。

2、私有化咋沒解決舊中國鬧糧荒。誠如李先念所言：“包產到戶不宜提倡，中國單干了幾千年，還是沒糧食吃，還是受窮嘛。”舊中國，那是實行比“包產到戶”更徹底的土地私有，可為什么解決不了當時中國4.5億人的溫飽?舊中國為什么10年要9鬧糧荒?至今世界有30多國家鬧糧荒，有8億多人在饑餓中掙扎，它們不都實行的土地私有化?既然“包產到戶”能使占世界耕地7%，人口卻占世界21%的國家解決溫飽，中國的農村改革的“包產到戶”經驗，怎么就不能推廣到非洲?

1981年“包產到戶”在中國農村推廣，取消糧票卻是在1993年，“包產到戶”為何實行了13年后，才保證了中國糧食供應?而所謂“包產到戶”保證了中國糧食供應，實際是糧食缺口30%，是用大量進口糧食來補缺糧食供應(要保證糧食安全。糧食自給率必須達到110%，現在中國的糧食自給率才80%多)，糧食安全已經成國家安全的重要內容!

3、農業和農村經濟已到了“三最”程度。中國的改革從農村私有化開始，那么，現在的農村、農業、農民的狀況如何?2013年7月，在湖北鄂州市考察時指出：“農村絕不能成為荒蕪的農村、留守的農村、記憶中的故園。”2013年底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指出：中國的農業和農村經濟已到了“最薄弱、最突出、最嚴重”的情勢!中央如此用“三最”做出判斷，道出了中國農業和農村的形勢，到了何種嚴峻的程度?

小崗村摁手印的嚴俊昌終于承認“分田單干”錯了：現在看來，分那‘一畝三分地’只能管溫?。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地留下老弱病殘管著也照管不好，不是荒廢著，就是賣給那些私老板，農民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自已那‘一畝三分地’束?住了手腳，邁不開步子啊!現在小崗村，窮的窮，富的富，要早知道是這個情況。就是砍我的腦袋也不搞‘承包’啊!”

4、造成的“多米諾骨牌效應”驚心。農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組織，是農村基層單位，又是*政權在農村中的基層單位，還是具多功能小城鎮，工商文教育事業的承載體，社會與經濟發展的均衡器等。解散人民公社凸顯的惡果，絕對不僅僅在于農業生產，與此相關的無數農村基層政權喪失，“村霸”竟然成一道風景，勞動力無序流動造成城鄉地區經濟差別越來越大，“春運”已成巨大災難，“三留”問題突出，村鎮大面積出現“無人區”，農民工面臨“進不去城市，又回不去農村”的尷尬，貧困戶極度缺少社會關愛生活凄慘，農村社會治安問題突出，農村環境污染嚴重等等。

千辛萬苦建立起來的人民公社，在農村改革中首當其沖被“一刀切”了。其所帶來的諸多災難性影響，正深深刺痛共和國的神經，正深深刺痛百姓的心。可摧毀人民公社一夜之間就能做到，但若想再建立起全國性的農村集體經濟，那將是何其難哉!而沒有中國農村的現代化，中國絕對進入不了國家現代化!

塘約道路心得體會范文五

連日來，由中國作家協會報告文學委員會副主任、著名報告文學家王宏甲撰寫，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塘約道路》一書，在社會上尤其是文學藝術界引起了強烈反響、掀起了不小的漣漪。該書緊扣時代的脈搏，以扶貧攻堅為主題，反映了當下貧困村里普通老百姓的脫貧故事。我們關注和閱讀這本書，不僅僅是看故事的表象，更要讀懂其給我們帶來的雙重啟示。

啟示之一：只要同心協力，就能夠打贏脫貧攻堅戰。當前，各地脫貧攻堅激戰正酣。攻城拔寨、脫貧摘帽，往往越是到最后越是艱難。面對“硬骨頭”，也有不少地方不同程度地出現了畏難情緒，甚至有的對困難和問題無計可施、一籌莫展。到底如何才能夠打贏脫貧攻堅戰、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各地都在結合不同實際探索路徑、尋找答案。應該說，塘約村窮則思變，僅僅用了短短兩年的時間，就帶領全村躍入小康村行列的成功做法，為農村的脫貧致富?出了一條新路，為各地扶貧攻堅做出了示范。塘約村之所以能夠攻破碉堡，實現了從省級二級貧困村向“小康示范村”的跨越，其最為關鍵的一點就是以黨的建設為抓手，干群齊心、同心協力，從而一舉拔掉了“窮根”、打贏了脫貧攻堅戰。

啟示之二：只要扎根人民，就能夠創作出精品力作。生活是創作的深厚沃土，人民是創作的不絕源泉。只有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夠創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的文藝作品，書寫和記錄人民的偉大實踐。報告文學《塘約道路》一書在藝術上取得成功、產生良好的社會轟動效應，再一次地印證了文藝創作只要扎根人民，就能夠創作出精品力作。該書作者王宏甲以一名文藝工作者的責任和擔當，通過一年多在塘約村的深入采訪、寫作，記錄下這個小山村一個個撞擊心靈的真實故事，較為全面地展示了農村波瀾壯闊的畫卷，吹響了脫貧攻堅的勝利號角，凝聚了打贏脫貧攻堅戰的精神力量，讓人們看到農村脫貧的新路徑、中國農村的新希望。

總之，研討《塘約道路》，更要讀懂其給我們帶來的“雙重啟示”。我們相信，只要我們善于思考和總結、從一些典型事例中汲取經驗教訓，就一定能夠更好地促進和推動工作、講好中國故事，實現經濟發展和文藝創作的雙贏。

塘約道路心得體會范文六

昨天在網上看到了這則報道，即驚喜又震撼，仿佛是一聲春雷炸響后天空升起一輪紅日，金色的陽光普照著大地的茵茵綠草，樹木和花惠，讓我們看到了盼望已久的春天和春風帶來的盎然生機，讓人覺得中國和人類都多了一份沉甸甸的希翼和收獲!馬上去網上搜索，一下就購買了5本《塘約道路》，打算帶回老家送給本村的領導們。誰說《塘約道路》不可復制?關鍵是看想不想去復制!為了誰的問題就是這個關鍵!中國以農業為基礎，農民就是農業的基礎，管理好農民，教育好農民，帶領起農民共同奔小康，這就是中國黨政機構領導扶貧攻堅的基礎和工作重心!

不想復制就是糊涂，不去復制就是懶惰!當然復制也不是完全照搬，只需要按照這個大方向大框架再結合本地實際，更加具體化就一定能行!正像中共當年鬧革命復制蘇維埃布爾什維克理論和體制模式再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一樣，中國不是照樣也成功了嗎?所以，宏甲老師這部作品意義非凡，就像當年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的意義一樣重大!當然，千里馬還是左文學，宏甲老師就是首屈一指的伯樂!你發現了“新大陸”，你發掘了一大堆優質黃金!《塘約道路》，這才是中國走向長治久安、繁榮昌盛的又一柄火炬!也是中國建設好自己再引領世界的根本之道!

讀了這篇文字，很受鼓舞，也從中得到啟發，文學的意義大多也是知識分子在特定時期，隨著社會發展，生產力的變更，向人們的傾注自然生存法則的信息，為天地立心，為民生立命，在變與不變之間，選擇一條可行之路，拓寬發展創造生活。塘約道路，是一條坎坷但并不貧瘠的道路，相信在各級領導的英明領導下，發展與扶貧，生活與生產即會同步展開。農村這片廣大的自由天地，土地是無限制地拓展或是收縮，關鍵是人們在利用土地的價值上，是否以合理開發利用。看了這篇文字，甚為宏甲老師深入基層，入微的體察民生，感悟生活，精準各項農業規章管理而感佩，看得出，這篇文字的意義，不光為了文學而文學，更主要的是將農民的命運放在首先，句句刻板，實事求是，方信，時代確實有精英，天佑，幸甚!學習感悟!

塘約道路心得體會范文七

《塘約道路》真讓所有熱愛鄉村，關注鄉村幸福發展的人們為之一振，精神抖擻，我們的蕭條的村莊留守的村莊若有這樣一個個村支部村干部黨員同志以塘約為目標為動力引領家鄉人民幸福生活而努力使之改變和發展，這些村人和村莊就幸福了有情有義有故事了。有一次看到《人民日報》上有篇文章題目是《種地愛國》，可不是得提到這種高度。在我們陜西也有許多農民外出打工荒了土地的現象。應該有一種形式和力量像王老師寫的《塘約道路》的農村實踐真的需要許多鄉縣在精準扶貧的實踐中借鑒學習。讓鄉村的父老百姓熱愛自己的家鄉熱愛鄉鄰讓大家精神煥發熱氣騰騰炊煙裊裊地在自己的土地和村莊幸福和睦過日子，讓孩子因為父母的陪伴而溫暖，讓妻子因為丈夫的回歸而心情舒暢，讓老人們因孩子的簇擁而健康長壽，讓一個個鄉村有溫度有歡歌有笑語，成為希望的田野，歡樂的村莊，給每個人有美好回憶有情感的地方!謝謝王老師又給我們的鄉下人指引了一條更美好的農村發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