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些其實都不能成為延遲退休的理由，且不說想找出反面論據并非難事，更加不容回避的問題則是，延遲退休本身是對退休制度契約關系的違背，當初的退休年齡承諾，即便是因為各種客觀因素難以為繼，也不應毫無違約責任，延遲退休也必須要有可接受的補償機制，而絕無因為增加了年輕人的“養老稅”負擔，便可單方面違約。

對于“延遲退休減輕年輕人負擔”，在事實上，任何政策的調整，其實都應當有對受損方的補償意識，這不僅是政策方契約精神的體現，更攸關政策乃至政府的公信力。誰更應當承擔“養老稅”，其實并沒有窮途末路到非“延遲退休”不可，與其不合時宜的表達護犢之心，倒不如探討以國企紅利坐實養老金賬戶，填補過往虧空，讓“養老稅”不再代際轉移，實現自負其責等更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