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麥子說，“但教育部在‘紅七條’中寫的卻是‘不正當關系’，教育部的措辭不夠明確�！�

“婦女傳媒監測網”的負責人呂頻也表示，“紅七條”僅從師德的角度，對教師進行了道德性的約束，但并未在懲治性侵方面，拿出實質性的應對舉措。同時，“紅七條”還忽視了師生在不等的權力關系下，受害者鑒於其弱勢地位很難主動揭發、控訴施害者的事實。另外，在《意?》的規定中，也未明確規定賠償的細則。

云南社科院助理研究員歐曉鷗則認為，教育部這封回函的態度和認識，凸顯了性侵防治工作中的三個問題。一是對校園性侵行為的定性簡單化且模糊不清；二是處罰措施不明確，導致在執行過程中，恐將出現“模棱兩可”和“彈性操作”的可能性；三則是對性侵防治培訓對象的選擇、鎖定有問題。歐曉鷗解釋，《意見》一方面未將性侵防治納入培訓內容，另一方面卻強調要加強高校女生的自我保護意識，而忽略了男性，“這種做法在某種程度上，是在推卸政府和高校，作為預防校園性侵機制建設責任主體的義務�！�

8月，民間公益組織“婦女權利關注網絡”曾向31個省市的公安部門及教育部門發出申請，要求公開各省五年內的校園性侵案件數量及相關處理結果。但在發出244份信息公開申請后，只有19個政府部門公開了案件數量，回復率僅為6.5%。